暮色沉云故日袭，
燕归旧处月光遗。
小城夜至行人渺，
独自吟歌伴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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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海《夜歌》是何其芳的第二部诗集，主要收录的是他在1938年至1942年间所写的大部分诗作。他的第一部诗集是《预言》，出版于1945年2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的是诗人奔赴延安之前，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求学、谋生期间所创作的诗歌，是何其芳早期诗歌的重要文本。1938年8月，何其芳奔赴延安，投入到火热的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受战争环境及生活实践的影响，何其芳的诗歌风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诗集《夜歌》即是典型地记录了这种转变历程的一部诗集。实际上，由于当时有大量的作家像何其芳一样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这部诗集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是何其芳个人的“心灵史”，更是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下的生命体验与思想转变的精神历程。因此，《夜歌》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同时具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标本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中，十分幸运地收藏有《夜歌》的手稿、1945年诗文学社出版的初版本，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几者互为映照，构成了《夜歌》的版本谱系，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文献史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中的《夜歌》手稿并非来自作家本人或者作家家属，而是由作家邱晓崧捐赠的。邱晓崧，1913年生，云南建水人，原为一个书店的普通店员，因热爱文学并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步开始文学创作并走上革命的道路。此手稿之所以保存在邱晓崧手中，是因为邱晓崧正是诗文学社的主要创办人。1943年，邱晓崧与友人在昆明合作创办《枫林文艺》，扶持文学青年，发表反映时代进步的文艺作品，受到文艺界人士的肯定。“为了扩大影响，并使内容趋精”（魏荒弩《枫林似火——记邱晓崧》），《枫林文艺》刊出6期之后进了改组，成立了诗文学社，办公地址从昆明迁到了当时的抗战中心重庆。改组之后，编辑部决定筹备出版一套“诗文学丛书”，具体负责联络运作的正是邱晓崧。“诗文学丛书”的出版得到了郭沫若、茅盾、臧克家、何其芳、曾卓、力扬、袁水拍、黄药眠、彭燕郊、张大旗、艾青、鲁藜等人的大力支持，作家们纷纷供稿或者提供援助。何其芳的诗集《夜歌》正是属于该丛书之一种。“诗文学丛书”除了何其芳的《夜歌》外，正式出版的还有曾卓的《门》、力扬的《我底竖琴》、汪明竹的《纪德与蝶》、袁水拍的《诗和诗论译丛》。此外，还有一些因抗战胜利，印刷厂急待回迁而未能付印的，如艾青的《献给乡村底诗》、张大旗的《欧洲的歌》、苏金伞的《向日葵》、孙艺秋的《夜的歌谣》、邱晓崧的《雪之家》、魏荒弩的《云雀》等。《夜歌》手稿从诞生到现在已有70余年的历史，期间虽饱经战火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劫难，但在保存者的竭力保全下却保存完好，是比较少见的较完整的新中国成立前的手稿。手稿无正式封面，全部抄写在一张张细长、泛黄的马兰纸上，这种纸张是当时物资严重匮乏的延安比较常见的一种纸，用当地一种叫做马兰草的植物加工而成，故而名曰马兰纸。目前馆藏的手稿经过了保存者本人的加工保护，诗文内页按页码顺序分开贴在一本杂志里，便于保存。所以诗集的手稿看上去也像一本“书”的样子。加上何其芳的字隽秀工整，与印刷字体大小接近，所以阅读手稿，会有读“书”的感觉。手稿内页、诗文正文的前面有邱晓崧题写的诗集名“夜歌”，还有“历经浩劫变成无价宝邱晓崧珍藏一九八O年冬”的题字，可见保存者对手稿的珍爱之情。手稿内文不仅有诗文，还有大量作者改动的笔迹以及排版时所做的各种标记，可见印刷出版之前，作者及编者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整部手稿，含封面、题词在内共计102页。诗文学社的初版本是《夜歌》诗集最早的一个版本，由于印刷量有限加之年代久远，目前已很少能见到。该版本共收录诗歌26首，按排印顺序分别是《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夜歌（一）》《夜歌（二）》《夜歌（三）》《夜歌（四）》《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快乐的人们》《夜歌（五）》《叫喊》《夜歌（六）》《夜歌（七）》《黎明》《河》《郿鄠戏》《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虽说我们不能飞》《我看见了一匹小小的驴子》《从那边走过来的人》《我把我当做一个兵士》《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这里有一个短命的童话》《多少次呵当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什么东西能够永存》。另有《后记》一篇。诗集为32开小开本，封面使用绿色字体，印有“夜歌”书名、作者姓名、“诗文学社”以及“诗文学丛书之五”的字样。在版权页上，以繁体竖排的方式印制有“著者：何其芳；编辑者：邱晓崧魏荒弩；出版者：诗文学社重庆临江顺城街二十二号；发行人：邱晓崧；经售处：全国各大书店三十四年五月初版”字样。诗文学社所出的这一版本由于与“手稿版”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非常接近，所以在内容上并没有大的改动，亦可能在“手稿版”之前，诗人与出版者已经反复商讨修改过稿件的内容，所以这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比较一致。1950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夜歌》为新中国成立后该诗集的第一个版本，由于此时尚未进行文字改革，因此，在排版上仍然采用的是繁体字、竖排版的模式。封面字体换成了红色，而且由作家本人亲自题写书名并签名，明显带有更多作者的个人印记和温度。在收录作品上，该版本与诗文学社的版本有较大变动。在全部保留诗文学社所选作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作品。新增加的诗歌有8首，分别是《解释自己》《革命——向旧世界进军》《给T.L.同志》《给L.L.同志》《给G.L.同志》《让我们的呼喊更尖锐一些》《“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一）》《“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共34首。另外在保留了诗文学社版《后记》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一篇《后记（二）》。新增加的8首作品均创作于1942年后，在内容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针对1942年后文艺界内对于何其芳诗文风格批评进行回应并阐发自己文艺观念的，如《解释自己》。一类是写给友人的诗，如《给T.L.同志》《给L.L.同志》《给G.L.同志》，一类是诗人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所唱出的“新歌声”，如《革命——向旧世界进军》《让我们的呼喊更尖锐一些》《“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一）》《“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这些作品均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前，记录了作者所走过的一段不平凡的道路。在该版本的版权页上，印制有“著作者：何其芳；编辑者：水星社；发行者：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巨鹿路一弄八号重庆民国路一四五号；初版：一九五O年一月；基本定价：十二元七角”的字样。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夜歌》（更名为《夜歌和白天的歌》），是目前发行和流传最广的版本，当代大部分读者的阅读均是通过这一版本进行的。这一版本在篇目的选择上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基础上删掉了10首诗，被删掉的篇目分别是《夜歌（六）》《夜歌（七）》《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这里有一个短命的童话》《什么东西能够永存》《解释自己》《给T.L.同志》《给L.L.同志》《给G.L.同志》。作者对此的解释是“想尽量去掉这个集子里面原有的那些消极的不健康的成分”。同时，增加了三首新诗，分别是《重庆街头所见》《新中国的梦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三首诗是作者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所创作的为数不多的诗歌。可以说，《夜歌》在1945年、1950年、1952年所出的三个不同版本基本囊括了作者在1940年至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内创作的所有作品。这一版本保留了诗文学社出版时的《后记》，另外附加有一个《重印题记》，这可以看做是这一个版本的“后记”（出版说明）。在版权页上，以繁体横排的方式印有“何其芳著；一九五二年五月北京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三联·中华·商务·开明·联营联合组织；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经售）”，该版本第一次印刷数为5000册，定价9300元（按1954年币制改革后的价格换算，约为0.93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诗集三次出版的时候，作者各写了一篇后记（第三次名为“重印题记”），这三篇后记不仅记述了诗集出版的缘由、过程、作品遴选情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在几个不同时期的文学理念和生命状态，呈现了何其芳思想精神的波动和文艺思想的转变，是研究何其芳的重要文献文本。《后记一》写于1944年10月11日，地点是重庆。作者在文中解释诗集名字来由时说：“诗集的全名应该是《夜歌和白天的歌》（注：自1952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诗集起，诗集的名字改为《夜歌和白天的歌》），这除了表示有些是晚上写的，有些是白天写的而外，还可以说明其中有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在这里，诗人很坦诚地告诉读者自己在这一时期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他不仅在生活层面经历着完全不同的环境，在思想深处，疾风暴雨的斗争也在暗自进行着，甚至更加尖锐。作者说，在奔赴延安之前，自认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那个说着‘我爱云，我爱那飘忽的云’的远方人”，到达延安之后，“看见了农村和都市的不平，看见了农民没有土地”，于是决定“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亮，也不爱星星”。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我们看到了诗人在《夜歌》中一方面大声歌唱时代和生活，为抗战奔走呼号，一方面纠结于个人主体性的丧失，流露出苦闷和彷徨的情绪，两种不同精神向度的情绪像两支风格迥异的乐曲交织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里。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经历时，作者说：“抗战以后，我也的确有过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尝试，但由于我有些根本问题在思想上尚未得到解决，一碰到困难我就动摇了，打折扣了，以至于后来变相的为个人而艺术的倾向又抬头了。”因此，作者将这些诗文自我界定为改造不够彻底的知识分子所写的“不健康”的东西。面对这些属于“过去”的诗文，作者内心充满矛盾，一面肯定它之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我写得乐而淫，哀而伤，充分发泄了我当时的那种伤感、脆弱、空想的情感”，一面又强调读者要“带着一种严格的批判的态度来读”，要“超越过这本书，超越过两年以前的我，走向前去。”可见，作者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可以看出，《后记一》与诗集内的作品明显存在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不仅是时间层面的，更是观念层面的。正如作者所说：“我经过了最近两年来思想上的变化，这些夜歌和白天的歌又和我隔得相当辽远了。”以至于作者自己读来都觉得“厌烦与可羞了”。《后记一》的总体笔调是在检讨，在自我批评，在表明新的立场。作者的这种态度和立场与1942年后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是分不开的，是延安整风运动后自我思想变化的一个明显体现。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的《后记》写于1946年12月15日的重庆，后来于1949年7月14日在北平“略加修改”。可以看出，在诗文学社版出版不久，作者就又重新编订了这本诗集并写了这篇《后记二》，《后记二》的重点在于说明新加入的几首诗的写作情况和意图。但自我反思的意味更浓厚，“所有这些作品，都不过是可以说明我的文学道路的曲折和落后而已。”“如果我不在抗战以后到延安去，那是连这样一本今天看来消极的成分多于积极的成分的诗集也绝对写不出来的。”因此，作者再一次强调“让我重复一次，首先就要求带着一种严格的批评的态度”。可见，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需要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之后，作者在1944-1946年两年间的自我批评和反思是愈来愈严厉了。写于1951年12月2日的《重印题记》明显带有新社会的气息，除了继续自我批评、指出这些作品的“陈旧”之处外，作者谈了对新诗形式问题的新认识，这与他后来一直强调加强文学理论的学习有直接关系。同时，作者解释了自整风运动之后新诗写作数量骤减的原因，一是工作繁忙，无法“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无法深入生活，缺乏现实的题材。二是自己对于新诗的形式探索仍未有明确的结果，需要时间继续学习。从这篇后记可以看出，1950年代的诗人在诗歌写作上基本摆脱了1940年代犹疑困惑、摇摆不定的状态，形成了新的更为明晰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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