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假期不长，因为路程不短，因为天气不好，等等有许多的理由让我打电话告诉母亲我春节不回家。母亲接到电话后，听不出她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只是缓缓地说：哦，那有时间我去你那儿住几天吧。
整个春节一直细雨蒙蒙，让人凭添几许惆怅。正月初六，老天爷已改往日的缠绵，闪电雷鸣，哗哗啦啦的下起了暴雨。下午四时一阵电话铃声把窝在被子里上网的我惊起，我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母亲哆哆嗦嗦的声音：我已经到了A市，可人太多，买不到车票，可能要晚些才能到你那里了，不知你们那最晚的班车是几点。我气急，大吼：这麽大的雨，谁叫你来的，买不到火车票，你不会坐直达班车吗？母亲说：知道了，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
爱上海我撑着雨伞站在站台下一个多小时，记不清有多少趟班车停下又走了，可依然不见母亲的身影。坐直达班车从A 市到B市是两个小时，再从B市坐车到我处约四十分钟，母亲应该在晚上七时就会到达，可现在已经是晚上九时了，还没见到母亲。我开始着急，开始埋怨，开始发作，喷喷连连更让我觉得寒冷和烦躁。一趟班车“嘎”的一声，在溅了我一身脏水后停了下来，终于一个熟悉的身影探出了车门。
我结过母亲沉甸点的行李，一言不发朝家走去，母亲走在身后喃喃诺诺地说：本来想坐直达的，可后来又买不到火车票了，所以就晚到了。其实我心里明白，母亲是嫌直达班车的票价要比火车票贵一倍多。
初八午饭后，母亲说：你帮我把这衣服的边放放吧。我望望母亲身上我淘汰给她的衣服，也真有点像裹粽子，太窄了。我把剪刀尺子递给母亲说：我下午还上班呢，你自己改吧。晚上刚到家，儿子就报告说母亲把衣车针弄断了。再望母亲，衣服让她改的凸凹不平，针脚歪歪扭扭，衣车针不给她拉断才怪。
爱上海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是很能干的，我们兄妹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上套的都是母亲亲手做得，况且往年我淘汰的衣裤给她后，也是她自己秀改，还挺合身，为何这次改不好呢？我心里直纳闷。
爱上海晚饭后，我一边帮母亲重新修改衣服，一边与她闲聊。母亲说：自去年始，她的眼睛看东西模糊了，到今针线活基本不做不好了。我说：那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母亲说：不用了，在家时已经看过医生了，说是白内障
不是很严重，能看得见就不必花那个钱。到时严重了再说吧。
爱上海我抬头望望母亲，鬓角已有了丝丝结结的白发，脑后粗大辫子也挽成麻省尾，那干练、好强在菊花般的脸衬托下已变成柔和与仁爱，那双我曾羡慕的巧手，已是血管突显。
爱上海在我处小住了一段时间的母亲要会老家了，当她跨入列车车门的一刹那，已是孩子她妈的我无法顾及车上车下人们诧异的目光，泪水倾涌而出。自从我独自一人在远离故土的这座小城定居后，与母亲和兄妹的相聚，成了我最大的企盼。
外婆在母亲五岁多时就已去世，母亲忍受了太多没娘孩子的苦，有了我们兄妹后，把所有的母爱加倍倾注在我们身上。即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那样贫穷的乡村同龄伙伴中，我们兄妹是最先穿上毛衣的，那时母亲把心爱嫁妆—毛衣袖子拆了，在煤油灯下，为我织成一件漂亮暖和的毛衣，弟弟出生后，把毛衣全拆了，为弟弟织了毛衣毛裤。在我上学，而是把书装进绣花书包里。那时母亲利用工余把一条不能再穿的旧裤腿改装成书包再在上面绣上五角星。向日葵等，就成了一个美丽实用的书包。特别是我们兄妹脚上大方舒适的布鞋，不知引来多少大人小孩注目。而所有这些，不知花费了母亲多少心血，包含了母亲多少慈爱。
爱上海母亲虽然识字不多，却非常看重知识，她常常对我们说：世上只有学问“晚上不怕贼来偷，白天不怕人来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南下打工潮的诱惑下，我曾荒废学业，外出打工，是母亲的谆谆教诲又让我拾起书本来。
爱上海母亲虽是农村妇女，却从不包办子女的行为，特别是在我的婚姻上，我和丈夫结婚前，母亲不知要与我结婚的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当我打电话告诉母亲我要结婚了，母亲只是轻轻嘱咐：“婚姻不是儿戏，一定要慎重，只要你自己觉得幸福，我们没意见”。在农村生活的弟弟也是自由恋爱结婚。
我们长大了，母亲却衰老了。做粗活比得上一个男人的母亲在前些年的一次伐竹中不小心闪了腰，一躺就是十多天，以及腰部现今每逢刮风下雨就酸痛；患了眼疾也是捂着悟着，每次报给为生计忙碌子女们却均是一封封平安家书。母亲养育了我们的身躯，也叫会了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我们谨记母亲“什么事都要一分为二来看”的观点，遇事不能钻牛角尖，以平和的心态迎接人生的风风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