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会》里的故事，好人皆大欢喜、“两面派”收到教育、贪小便宜的人反蚀把米、坏人恶有恶报是最基本的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故事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是积极向上。然而这种积极向上的取向却并不会让读者感到受教育般的乏味。这种看似简单的模式，加上具有显著时代气息和鲜明个性的主人公，发生在特殊的时间恰当的场合，再结合偶然性等故事因素，往往使故事的发展一波三折、内容极富吸引力，读者读到最后或感叹唏嘘，或会心一笑，或大呼痛快。试想，每一期《故事会》的每一则故事都以相似模式进行和相似的结局结尾，却能始终吸引众多读者，不正是其最独特之处吗？在贴上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有删改（2013年）。《故事会》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故事刊物。本文总结这本杂志独特的成功之道，并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分析其读者群状组成状况，，从一侧面考察当下通俗文学的社会传播及接受现状。《故事会》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通俗的民间文学杂志，以发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故事为主，同时兼收并蓄各类流传的民间故事和经典的外国故事。《故事会》坚持“情趣向上，眼睛向下”的办刊思路，坚持积极向上的情趣和平易近人的风格相结合，深受普通群众尤其是农民读者的喜爱。也正因为如此，《故事会》在文学杂志中的地位极为独特：正统的、严肃文学的刊物将《故事会》视为通俗读物，纯粹的通俗刊物又将其排斥在外，因为在这本刊物上读不到一般通俗刊物上常见的红男绿女的风流韵事、黑帮火并的刀光剑影。《故事会》先后三次获得“国家期刊奖”以及“中国期刊方阵·双高期刊”荣誉称号；1994年《故事会》被中央电视台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1998年《故事会》平均期发397万，位居当年度单语种单行本发行全国之最；1997年全球期刊发行量最大的50名刊物排名中，《故事会》在综合类期刊中排名第6，1998年《故事会》这一排名上升至第5；2008年，《故事会》获得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故事刊物。《故事会》不仅发行量大，而且传阅率高。调查显示，《故事会》的读者传阅率为8%，即一本《故事会》就有8个人阅读，这还不包括这些故事的口口相传。《故事会》在广大农民中拥有广泛的读者。例如，2004年1月《故事会》发行470万册，其中农村读者约占50%。《故事会》风格之独特、发行量之大、传阅率之广，当今中国几乎无杂志能出其右。车站、学校、工棚、街头巷尾，《故事会》随处可见。实际上，《故事会》已经超越了一本普通杂志的范畴，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故事会》何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定位，在全国众多故事类杂志中独占鳌头？它是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发展，一步步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它为什么能收到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年龄的广泛喜爱？为什么农民群体会对《故事会》情有独钟？《故事会》的大获成功反映了国民文学生活中怎样的需要？这种需求是被《故事会》引导还是被它迎合？能否从《故事会》的成功中得到启示，用于有效引导国民文学生活的进步和改善？这些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要探索和初步解答的问题。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究《故事会》在中国杂志中独领风骚的原因，将会梳理杂志从创刊、中断，到复刊、繁荣的过程，从宏观上总结出《故事会》独特的成功之道；第二部分笔者将对2001年-2012年全部《故事会》杂志加以量化研究，得出《故事会》内容的风格偏好、主人公类型、故事类型等量化信息，并选择有代表性的故事进行个案分析；第三部分是对《故事会》读者的调查，包括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从而架起读者与杂志之间的桥梁，探索《故事会》对于读者的意义；最后一部分是总结性内容，主要是《故事会》反映出的国民文学生活，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其中第二部分会以数据统计完成对12年中《故事会》杂志内容的定性定量研究；第三部分则以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田野调查的方法，以结构性访谈（即问卷访谈）和无结构性访谈（即非问卷访谈）完成对读者群的调查研究。一、《故事会》的成功之道《故事会》从1963年创刊到现在已是50年，在随时代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了创刊的艰辛，“文化大革命”中的被迫停刊，改革开放后的复刊和发展，并最终繁荣，成为中国通俗文学杂志的佼佼者。《故事会》的成功，既有社会时代大环境，又有杂志自身的努力和机遇。在众多因素中，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最为重要。1963年7月，《故事会》创刊，创刊号“编者的话”中这样写道：“《故事会》是不定期的丛刊，将根据需要陆续分辑出版。它专门刊载基本上可以直接供给故事员口头讲述的故事脚本，以促进群众故事活动的发展，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这些故事文字浅显，通俗易懂，比较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因而也是可以供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故事会》的对象，以农村故事员为主，兼顾工厂和其他方面。它所刊载的故事，尽量做到口语化，讲起来顺口，群众听得清楚……欢迎各地故事员把好的故事按照口头讲述的要求整理出来，寄给我们；欢迎各地评话艺人把适合故事员讲述的评话寄给我们；欢迎大家来改编或创作可供口头讲述的好故事。”由这段话可以看出，《故事会》是为了迎合社会主义宣传而创办的，将政治宣传寓于生动活泼的故事中，在潜移默化中让群众接受政治教育，同时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故事会》在当时还不是定期出版。由于多数群众不识字，因而“故事员”成为杂志和群众之间的中介，语言也因此被赋予了“尽量做到口语化，讲起来顺口，群众听得清楚”的要求。这一时期的《故事会》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具，基本做到了用故事宣扬政治教化的目的。从1963年到1966年停刊，《故事会》一共出版了24辑，这24辑几乎覆盖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政治生活的所有重大主题，如解放军和民兵故事专辑（第12辑，1965年01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故事（第20辑，1965年12月)，焦裕禄故事专辑（第24辑，1966年05月），等等。这一时期的《故事会》也刊登过一些流传至今的优秀故事作品，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第一期中《血泪斑斑的罪证》讲述刘文彩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红灯记》在文革期间被改编为样板戏，全国各地一齐上演。1966年5月，“文化革命”的风暴开始席卷上海，《故事会》被迫停刊。1974年3月，《故事会》复刊，改名为《革命故事会》。政策的束缚和限制，使得作者和编辑必须按照上级的指示去搞故事创作，所有作品也就千篇一律，仿佛是从一个模型里做出了的一般。这种违反故事创作规律的行为，使《故事会》和老百姓的生活渐行渐远。2.1979年1月至今：内容形式始终与时代同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979年第1期，《革命故事会》恢复刊名《故事会》。1979年9月，《故事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故事工作者和从事故事理论研究者三十余人参加研讨会，会后《故事会》有了一系列的改变，摒弃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基本确定了“情趣向上，眼睛向下”的总体办刊特征，赢得了老百姓的欢迎。在其后的发展中，《故事会》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导了一系列的故事潮流，以下将举例说明新时期《故事会》发展的时代性特征。“笑话”栏目在上世纪80年代即成为《故事会》的重要栏目。“笑话”栏目始终与时代同步，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例如，八十年代初的笑话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江青等人为嘲笑对象、讽刺四人帮的，并在那个西学东渐加剧的时代开始引进外国笑话；九十年代讽刺贪腐和不法生意的笑话增多，进入新世纪网络笑话、手机段子等新形式的笑话日趋多样；笑话的讽刺范围不断扩大，内容和形式也逐渐丰富和完善。《故事会》注重栏目建设，将不同风格和类型的故事分门别类填充到不同的栏目中去，以迎合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栏目还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体现了时代和社会对故事的需要的发展。从栏目名称就能看出《故事会》编辑部对时代要求的把握和读者需求的探索。如表1列举的部分栏目和创办时间。这些栏目很多已经不再，也有的栏目，如“阿P系列幽默故事”“三分钟典藏故事”等，由于迎合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依旧开设，并且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无论是网络用语还是生活新词，无论是热点新闻还是黑色幽默，总能很快地在《故事会》中得以体现，尤其是“阿P系列幽默故事”和“幽默世界”两个栏目中的很多故事，几乎可以说是最新社会情绪、社会关系和社会事件的幽默化、夸张化的再现。新词和新事本来就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得以流行则是由于迎合了广大群众的潜意识和表达需求，因而《故事会》对它们的注重也就理所当然。《故事会》始终坚持“情趣向上，眼睛向下”的办刊思路，这就使自身发展既区别于单纯追求感官刺激和心理满足的其他通俗文学杂志，又不同于高高在上、曲高和寡的纯文学刊物，形成了积极向上、妙趣横生、雅俗共赏、内涵丰富的独特风格。《故事会》的故事中，也会有牵涉到两性、暴力等话题的时候，但是却绝对看不到像其他通俗文学杂志那样对两性、暴力的欣赏化地描写和叙述，大多只是一笔带过；即使是“笑话”栏目中，也不会出现带有色情意味的内容。《故事会》里的故事，好人皆大欢喜、“两面派”收到教育、贪小便宜的人反蚀把米、坏人恶有恶报是最基本的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故事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是积极向上。然而这种积极向上的取向却并不会让读者感到受教育般的乏味。这种看似简单的模式，加上具有显著时代气息和鲜明个性的主人公，发生在特殊的时间恰当的场合，再结合偶然性等故事因素，往往使故事的发展一波三折、内容极富吸引力，读者读到最后或感叹唏嘘，或会心一笑，或大呼痛快。试想，每一期《故事会》的每一则故事都以相似模式进行和相似的结局结尾，却能始终吸引众多读者，不正是其最独特之处吗？《故事会》中的人物，往往都是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职业，没有类似其他故事类杂志那样飘在空中、游荡在国外的主人公。《故事会》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形象、新形象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或离奇，或尴尬，或矛盾，或欣喜的故事。读者阅读的过程中，会感觉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自己身边的人。《故事会》以这种方式建立了与读者的亲密关系。在品牌建设方面，《故事会》也是不遗余力。故事会无论在封面设计、杂志版式、封面插图，乃至边角花纹，都体现着自己的特色。《故事会》注册商标“说书俑”为刊徽，曾被评为中国最佳吉祥物之一。2008年4月，《故事会》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期刊；2009年，《故事会》商标第四次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通过品牌建设，《故事会》确立了只属于自己的众多个性，从而赢得了读者的欢迎。故事类的文学刊物要追求发行量，必须能够把握住读者需要，故事必须符合讲故事的规律，读者才能听下去、看下去。故事会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很值得研究。从篇幅上来说，《故事会》以短篇、超短篇故事为主，每期一篇中篇小说，也会用提纲式的小标题加以分割，这主要是适应当前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时间变得“碎片化”，故事必须能够快速读完。尽管篇幅短小，故事应当有的各种因素却并没有因此而缺少。要抓住读者，就必须在故事有波澜，有转折。因而，人物的插入、偶然性事件的发生、情节的快速进展、出人意料而在情理之中的结局等因素，就必须出现在故事中，而要在一片千余字的短篇小说中完成这样一个故事，难度并不小。《故事会》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文风和语言。从文风上来说，《故事会》情节为主、描写为辅，重大概、轻细节，重类型、轻具体，重侧面，轻立体。从语言上来说，《故事会》的语言类似于一种“编辑部式”的集体化语言，仅从语言来看似乎所有故事出自一人之手，语言具有简洁明了、概括性强、固定词句、缺乏个性的特点。试以2008年第23期中《郭师傅的包子》这则故事分析这一特点。“大刘最喜欢吃包子，经常到楼下郭师傅的铺子买包子吃。但最近，大刘发现了一个问题：郭师傅的的包子虽然好吃，但这个人大大咧咧的，卫生意识不强，他还爱抽烟，右手两个指头被熏得焦黄，老是用这只手直接给客人拿包子。从这以后，大刘吃郭师傅的包子时，总觉得里面有股烟味儿，别提多别扭了。“这天，街上新开了一家早点铺，也有包子卖，店主是位五十多岁的大妈，大家都称她为田嫂，这田嫂不但待人热情，而且干净利索，很讲卫生，包子都用不锈钢夹子夹着，放在盘子里，再递给客人，瞧着都心里舒服，跟郭师傅相比，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大刘试着买了只包子一尝，觉得比郭师傅做的包子好吃！从此，大刘每天宁肯多走几步路，也要到田嫂的早点铺吃包子。“这天，大刘有事要提前赶到单位，天还没亮就到了田嫂的早点铺，准备买两只包子带着路上吃。田嫂满是歉意，说：‘包子还没好，还得等一会……’哪知田嫂话没落音，就听门外有人粗着嗓门喊：‘田嫂，包子送来了，快拿蒸笼来！’大刘抬头一看，送包子的竟然是郭师傅，大刘疑惑地看看田嫂，田嫂不好意思地说：‘店里人手不够，忙不过来，我的包子都是从郭师傅那里批发的……’大刘再看郭师傅，只见郭师傅接过田嫂的蒸笼，打开袋子，一只手拿两只包子，左右开弓，把包子往田嫂的蒸笼上摆，一边摆一边还念念有词：‘四个、八个、十二个……’”整个故事不到550字，讲述了一个完整的幽默故事。整个故事几乎都是情节的进展，描写性文字只在最必要的时候才用，如开头写郭师傅不讲卫生和结尾处郭师傅抓包子的姿势，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就是“情节为主，描写为辅”；整个故事的情节是一个大概描绘，具体细节却很少；“大刘”“郭师傅”“田嫂”作为消费者、生意人这两个人群的代表出现，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类型化的人，即“重类型、轻具体”；因为是类型化的人物，所以具体到人物的表现上，只能是表现人物与他所代表的类型相契合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一个立体的人物。《故事会》的任何一篇故事，基本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甚至包括对名家故事的改编。从语言上来看，这篇故事很符合《故事会》的语言风格：看不出什么个性，是标准的故事会式的语言，词语和句式类型都很固定，简洁到能三言两语把事情说清楚，具有很强的概括性。这样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能保证《故事会》众多故事语言风格的统一，也有利于使《故事会》被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接受，但期期如是，难免令读者感觉死板乏味。故事会立足读者思维还有很多其他具体体现，如个性化的插图、多样化的故事类型等等，在此不再赘述。为了对故事会的内容选择、文学形式、人物与情节设置等方面进行更具体、更深入的分析，笔者对2001-2012年共252期（《故事会》字2004年起改为半月刊）进行了定性的分类。在这252期中，除去每期的“笑话”（每期12-14则）、“漫画故事”（每期一组）和“三分钟典藏故事”（每期3-4篇哲理小故事）之外，共有故事5274个，大多数为短篇，基本每期只有一则中篇故事。从故事的空间背景来看，以发生在国内为主，共4753篇，占总故事的90.12%。在国内的故事中，故事发生地点为农村的占2098篇，占国内故事总数的45.88%；发生在城市的1424篇，占国内故事总数的29.96%，故事发生地为城市和农村结合的447篇，占21.31%；还有一部分故事的空间地点不清楚。从故事发生的时间来看，发生在当代的有4609篇，占故事总数的87.39%。其中，发生在当代国内的3882篇，占国内故事的81.67%。就故事内容来看，外国故事内容庞杂，但主要以侦探为主；中国古代故事内容以侦探、爱情、复仇、商战主题为最多，中国当代故事内容则多种多样，表2和表3分别从主人公和故事主题两个方面加以分类。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对新世纪以来《故事会》的办刊思路和内容选择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在整体办刊思路上，《故事会》坚持雅俗共赏的原则，在故事中反映社会重点人群和热点问题，将重心放在中国当代故事；对于国外故事和中国古代故事，往往选择戏剧性强、故事离奇曲折的故事，用以满足读者猎奇心理、弘扬中国传统价值观等。在当代故事中，从故事的主人公和主题来看，农民作为主人公的故事、农村故事和农民工进城主题的数量是很大的，这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的特殊位置和情况；其他重要的人物类型，如官员、小市民、商人等，无不是现代社会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人群。《故事会》的故事选择这些人群中具有鲜明代表性的人物，反映出一个群体的风貌。由此得出结论，《故事会》的主题和内容紧扣时代，就写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写群众关心的话题、关心的人群和渴望了解的事情。对《故事会》读者的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形式。问卷共发放1400份，回收1375份，回收率98.31%，共选取10名具有代表性的读者进行访谈。问卷发放在性别上基本平均（男性读者693份，女性读者682份）；在年龄上主要集中在20-50岁的人群（1172份，占回收总数的85.24%）；在职业上比较平均，对农民和农民工有所侧重（313份，占回收总数的22.76%）；在学历上主要向学历较低的人侧重（高中及以下972份，占回收总数的90.69%）。根据调查结果，“商场谋略”和“官场谋略”是最受欢迎的故事类型，分别为75.20%和56.73%，喜欢的理由（可多选）基本都为“渴望知道成功的故事”和“有意思，好玩”。“你最喜欢的故事风格”，1209人（87.93%）选择“幽默故事”。在受调查的农民和农民工中，超过一半的人（174份，占受调查农民和农民工的55.59%）选择“农村和农民工”类型为“最不喜欢”的类型，理由（可多选）包括“不真实，虚假”“丑化群体”和“故事老套，无新意”。对于“你是否会每期都看”这一问题，只有62个人（4.51%）选择“是”，绝大部分人选择“否”。对于“你每年看几本故事会”这一问题，863人（62.76%）每年看故事会“7-12本之间”，242人（17.60%）在“1-6本之间”，231人（16.80%）选择“13-18本之间”，17人（1.24%）选择“19-24本之间”，22人（1.60%）人选择“每期都看”。对于“你是否会把一本《故事会》从头到尾看完”，有124人（9.02%）选择“是”，剩余的人为“否，我会挑选自己喜欢的故事”。对于“你会在什么时间看《故事会》”，只有37个人（2.69%）选择会在读书时间看，绝大多数会在候车乘车、晚间睡前等阅读。对于“你认为《故事会》哪一点最吸引你（可选择两项）”，988人（71.85%）选择“内容积极向上，雅俗共赏”，850人（61.82%）选择“故事的时代感强”，835人（60.73%）选择“故事有亲切感”。在“你认为《故事会》的哪一点最需要改进（可选择两项）”中，1004人（73.02%）选择“文章结构”，941人（68.44%）选择“内容安排”。在对读者进行的访谈中，10位读者有8位表示对《故事会》的好感正在逐步下降，原因主要包括“内容越来越没新意”“形式死板僵硬”“故事不够精彩”“缺乏真实感和生活气息”。在访谈中，读者对于《故事会》的建议主要包括“写故事的人应当深入生活”“讲故事的方式应该创新”“故事应该更加精彩”等等。由《故事会》的读者调查，我们可以看出，《故事会》以故事的方式讲述的商场和官场成功故事由于迎合了当前人们追求成功的心态，而成为最受喜欢的故事类型；相反，农村和农民工的故事占的量很大，却并不受农民欢迎。“幽默故事”最受欢迎，体现了《故事会》对于精神紧张的现代人的减压作用，幽默已经成为独属于《故事会》的特色。大多数人不会一本不拉地看完每一期《故事会》，也不会将每一期的所有故事都看完，而是会有选择地挑选，说明《故事会》的故事并不能满足读者的所有阅读需求。大多数人并不会在读书时间看《故事会》，体现了人们对于杂志的定位更多的是消遣和消磨时间的读物。读者最认可《故事会》的，是其“品位向上，眼睛向下”的办刊思路，以及由此形成的雅俗共赏的风格，时代感和真实感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多数读者认为《故事会》的内容和形式需要改进，避免僵死和格式化，以创新的形式和内容提供更加精彩的故事。《故事会》反映了国民文学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对于通俗文学有怎样的要求。一般而言，一提到通俗文学，人们就会联想起暴力凶杀、色情描写等内容。国内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故事刊物，在这些刊物方兴未艾的时代，《故事会》也确实曾经被分走了不少市场份额，但最终《故事会》依旧是最大的赢家，那些纯通俗的故事刊物，不是退出了市场，就是在勉强维持，远远不及《故事会》400万份的销售记录。归其原因，《故事会》的独特办刊思路和品位决定了其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固然有对于黄色和刺激内容的心理满足需要和猎奇心理，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主流，更多群众要求的还是通俗易懂、清新自然、有时代气息和亲切感的故事，以此丰富文化生活。《故事会》的定位恰巧满足了读者的这一需求。故事会“品位向上，眼睛向下”的办刊思路，坚持积极向上的审美追求，具有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文章，自然流畅的文字，使得《故事会》能够在故事中传情达意、弘扬正气、树立新风，因而深受读者喜爱。《故事会》表明，通俗文学并不一定意味着庸俗、低俗和媚俗，而是应该做到雅俗共赏，寓雅于俗。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我们了解国民文学生活、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引导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故事会》是我国通俗文学的典型代表，是发行量最大的故事类刊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功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始终紧扣时代脉搏，立足读者需求，建设独特品牌，形成自身风格，尊重故事规律，立足读者思维，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开辟了一片广阔的领域，因而能够大有所为。通过对新世纪以来《故事会》杂志的进一步分析和《故事会》读者的调查研究，我们能够发现《故事会》自身的优势及其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探索《故事会》所体现的国民阅读需求和反映出的国民文学生活，这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导和教育群众选择优秀的文化作品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所做的研究，在方法和形式上都有不尽人意之处，这也是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造成的，希望后来者能够避免这些问题，将对国民文学生活的研究更深入地进行下去。[5]何承伟.从《故事会》到《话说中国》[J].中国编辑,2004,(1).38.[8]何承伟.体制机制的创新要有利于出版产业的发展[J].出版参考,201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