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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4-24 19:11:53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1)卖炭翁：这首诗选自《白氏长庆集》。本篇是组诗《新乐府》中的第32首，题注云：“苦宫市也。”宫市，指唐代皇宫里需要物品，就向市场上去拿，随便给点钱，实际上是公开掠夺。唐德宗时用太监专管其事。(4)南山：即终南山，秦岭山脉的主峰之一，在今陕西西安南五十里处。(5)烟火色：被烟熏的脸色。此处突出卖炭翁的辛劳。(8)何所营：做什么用。营，经营。(24)半匹红绡一丈绫：唐代商务交易，绢帛等丝织品可以代货币使用。当时钱贵绢贱，半匹纱和一丈绫，比一车炭的价值相差很远。这是官方用贱价强夺民财。有位卖炭的老翁，在终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灰尘，显出被烟熏火烤的颜色，两鬓头发灰白，十个手指很黑。卖炭得到的钱干什么?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可怜他身上穿着单薄的衣服，却唯恐炭的价钱便宜，希望天气更寒冷。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晨，老翁驾着炭车碾轧着堆满积雪的路面，留下深深的车轮印。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人和牛都疲乏了，也饿了，老翁就在集市南门外泥泞中休息。前面两位得意洋洋的正往这面走的骑马的人是谁?是皇宫内的太监和太监的手下。手里拿着诏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然后拉转车头，大声呵斥着赶牛往北面拉去。一车炭，有几千斤重，宫里的使者们硬是要赶着走，老翁舍不得它，却也没有办法。宫里的使者们将半匹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一挂，当作炭的价格。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而劳动之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一窑一窑地“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宫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身上衣正单”，自然希望天暖。然而这位卖炭翁是把解决衣食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卖炭得钱”上的，所以他“心忧炭贱愿天寒”，在冻得发抖的时候，一心盼望天气更冷。诗人如此深刻地理解卖炭翁的艰难处境和复杂的内心活动，只用十多个字就如此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又用“可怜”两字倾注了无限同情，怎能不催人泪下!这两句诗，从章法上看，是从前半篇向后半篇过渡的桥梁。“心忧炭贱愿天寒”，实际上是期待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夜来城外一尺雪”，这场大雪总算盼到了!也就不再“心忧炭贱”了!“天子脚下”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们为了取暖，难道还会在微不足道的炭价上斤斤计较吗?当卖炭翁“晓驾炭车辗冰辙”的时候，占据着他的全部心灵的，不是埋怨冰雪的道路多么难走，而是盘算着那“一车炭”能卖多少钱，换来多少衣和食。要是在小说家笔下，是可以用很多笔墨写卖炭翁一路上的心理活动的，而诗人却一句也没有写，这因为他在前面已经给读者开拓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卖炭翁好容易烧出一车炭、盼到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卖炭得钱换衣食。然而结果呢?他却遇上了“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宫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在皇帝的文书和敕令面前，跟着那“叱牛”声，卖炭翁在从“伐薪”、“烧炭”、“愿天寒”、“驾炭车”、“辗冰辙”，直到“泥中歇”的漫长过程中所盘算的一切、所希望的一切，全都化为泡影!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又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GUĪ)人，唐代诗人。800年(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历任盩厔县尉、左拾遗、东宫赞善大夫、江州司马、杭州、苏州刺史、太傅等职。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当权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他又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白居易的叙事诗如《长恨歌》、《琵琶行》，描写细腻，生动感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极为广泛。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现存诗3000多首，有《白氏长庆集》。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人称“诗魔”、“诗王”、“诗豪”、“诗史”等，日本学界则称白居易为“诗神”。其实，在唐代对白居易的称呼是“诗仙”之称，请看唐宣宗的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而李白的“诗仙”是清代文人给予的称呼。因此，目前学者认为：中国诗坛应该是“一圣”(杜甫)、“二仙”(李白、白居易)。这样的说法很好:一是唐宣宗皇帝对白居易有“诗仙”的赞誉;二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唐代三大诗人，即指“李、杜、白”，可见，白居易早已与李、杜齐名;三是宇宙行星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命名者有23位，唐代诗人有两位，即李白、白居易。李白、白居易一个姓“白”，一个叫“白”，不仅在中国诗坛上齐名，在宇宙行星上也齐名，真是很有缘份!也许正是历史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