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海一九七九年十月的一天上午，北京大学读现代文学的一个研究生，跟着老作家萧离，七拐八弯，来到小羊宜宾胡同五号，见沈从文。萧离介绍说：“这是凌宇，里耶人。”这个地名一下子让沈从文回到了记忆中的湘西。“我去过里耶，那地方真美。那次我乘船从龙潭去保靖，过里耶时，见一头小白山羊站在河边岩嘴上饮水，情怯怯的，让人替它捏一把汗。”沈从文去世后，凌宇写《风雨十载忘年游》，描述了他和沈从文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两个家乡人的初次见面，处在凌宇学术事业的开端，与他选择的道路直接关联，因而成了一个包孕性的特殊时刻。之前他拟了二十三个问题请萧离转呈沈从文，这次见面他带回了沈从文的书面答复。他特别注意到答复中这样的话：“凡是用什么‘观点作为批评基础的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都碰不到问题。”“你应当从欣赏出发，看能得到的是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特别不宜把这些去问作者，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凌宇把问题和答复以《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为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又用一个月时间，写出《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这不仅是他个人研究沈从文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三十年来国内第一篇研究沈从文创作的文章。由此开始，凌宇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地展开，成为“文革”后沈从文研究一批拓荒者中最突出的一位；而且，他长时间的专注程度，用心，动情，倾力，也罕有其匹。因此，他随后不断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都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仅见于当时，也延续至后来很长时间；这个影响不仅在沈从文研究领域，也扩大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新认识和理解——凌宇的沈从文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一九八五年，《从边城走向世界》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一九八八年，《沈从文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如果要标示沈从文研究的路程，凌宇的这两部著作，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两本书出版的时期，我还是个大学生，先后从图书馆里借来，囫囵吞枣读了一遍，半懂半不懂。《从边城走向世界》还是我读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没想到很多年之后，我也成了一个沈从文研究者，去买了这两本已经读过的书，案头必备。当年不理解的地方，现在才能明白过来。举一个例子，《沈从文传》第一章写湘西的历史、文化、社会，年轻时读书急，传主出场之前这么长篇幅的一大章，读的时候很有点耐不住。以后才慢慢想过来，不懂得这个，就没法懂沈从文，也没法懂凌宇，没法懂凌宇的沈从文研究背后的很多东西。《风雨十载忘年游》里，有这么一段“闲谈”：“也许我是个湘西人，您作品中那份乡土悲悯感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在这人生悲悯里，深藏着您对南方少数民族命运的忧虑。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里替他们说话。”那时候研究沈从文，作品要到各个图书馆里翻舊报刊，一篇一篇查找，连作家自己留存的著作样本也在动乱中毁掉了。有时候凌宇发现某篇署笔名的作品待验证，去问沈从文，沈从文摇摇头说：“记不得了。”他便复述内容情节。不等说完，沈从文拍起手来：“是我的，是我的！”这样的情形，既辛酸，又快乐。另外还提醒我们，凌宇的研究，在他个人的论著之外，还有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发掘和编选沈从文作品，提供给社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坐享其成，也就容易忽略这样的工作所包含的勤苦艰难和特别的意义。这篇爱上海因此特意列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沈从文“出土”的作品集：一、《沈从文散文选》《沈从文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编者署湘潭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是他们来找凌宇合作编选的；此后凌宇继续做了多种编选工作，不一一罗列了。我大学时读的是五卷本的选集，后来知道，沈从文最满意的就是这套选集。作为一个沈从文八十年代的读者，我今天依然对当年编选这些作品的人付出的劳动心怀感激。现在做沈从文研究，当然有二〇〇二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可用，凌宇也当然是全集的重要参与者。全集的编后记讲到编委的分工，有这么一句话：“刘一友、向成国、凌宇、王继志四位编委承担了全集文学部分（第1—17卷）原初文本的查寻、编注、校勘和各卷编辑任务”。简单的交代，里面有怎样的心血，外人不容易体会。我曾经听沈虎雏讲全集的编纂过程，实在是感慨万千。凌宇曾经对访谈的人说：“这一辈子就是做了沈从文研究这一件事嘛。”其实当然不止这一件事，仅就著述而言，读《凌宇文集》（四卷，湖南文艺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可以看到其他方面的思考与探索，无论专业论述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论丛》），还是“客串”当代文学（《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偶然”涉足古典文学（《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都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学术个性，他自己说：“都倾注着属于我自己的生命激情和人文主义的人生价值立场。”但沈从文研究确实是凌宇最具标志性的学术工作。这样的学术工作，是在复杂、变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展开，并且始终不渝地持续下来的，需要勇气、识见、智慧和力量，并不是现在主导学术生产的拿项目、出成果，写些符合所谓规范的学术八股文。凌宇何其有幸，在沈从文生命的最后十年，读其书，见其人，忘年交往，也因此共同经历了八十年代政治文化的晴阴变幻而波及作家和研究者的可见和不可见的风雨。他不仅对沈从文的文字，而且对他这个人，都有一个研究者加上一个家乡人的深切的理解和感情。二〇〇八年，凌宇作《莺啼序·沈张墓地感怀》，这首词收录在《凌宇文集》第四卷，这套文集大概印数有限，网上买不到，图书馆大多不藏，所以这里全文抄录如下：奎星应运，际会文坛，有情比贾屈。数十载，天人悲悯，曲谱边城，独照虚空，等身骚赋。湘人血性，艰危前定，滇云楚雨天涯路。沫相濡，风雨同舟渡。难平块垒，人生不遇知音，满怀绝唱谁诉？痴情易感，上志难知，郁怵催白苎。自别后，追思前迹，检校遗文，一点灵犀，豁然惊悟。秦楼尚在，清箫何处？潸潸心泪浑似雨。至今朝，不再幽明阻。随君临水登山，万籁萦怀，百花润露。丁亥春，兆和先生骨灰归葬凤凰从文先生墓地。岁末，湖湘雨雪冰冻连旬，周天寒彻，实有生以来所未遇也。因停电，予雪夜秉烛枯坐家中。忽感念沈张旧事，倍觉伤感。耳边若有音乐声起，如泣如诉。情不能自已，拾笔遂成此序。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我到长沙做关于《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的演讲，趁此机会留出一个上午，去凌宇先生家拜访。听凌先生随兴而谈，诚恳真挚，性情跃然。时间仓促，却给我至深的感受。凌先生从书房拿出一幅字送我，自书所作七律《边城翠翠吟》。也在这里抄出，以结束这篇向前辈学者致敬的爱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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