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原创征文展｜李思妍：疫情下的村庄分化与家庭对策“记疫”主题原创征文已经落下帷幕。在大家的来稿中，我们看到一个鲜活生动的世界：有人关注村干部的多重身份，有人聚焦留学生的困境，有人看到未成年雏妓的增多，有人思考家庭共御风险的举措......交通管制造成的困顿带来对混乱与秩序的反思，而个体的挣扎与蜕变也促成了关于个体与结构的思考。这些不同的笔触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察视角。感谢每一位参与者的分享。请你继续睁大双眼，做一个日常生活的田野观察者！今天选摘的征文文章聚焦于农村不同类型家庭应对风险的策略。在“全民隔离”时期，有老人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出街摆摊卖糖葫芦，却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境地。这一新闻曾一度引发社会热议。不只是老人，疫情的分隔让许多行业都受到重创，不同程度影响了人们的收入。同时，当多数人都退回家庭这一道天然防线，也使得家庭自然成为很多人共御风险的单位。这一切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变化？让我们一起来随着李思妍同学的观察视角一探究竟吧！疫情下的村庄分化与家庭对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在城乡、区域间流动，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在过去的路径依赖下，在城乡之间来回的“候鸟式”务工模式被视为一种以较低成本实现城乡双赢的发展战略。然而在疫情击碎原有的繁荣和平静时，这种模式隐藏的问题和巨大的成本立刻显化。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打破了春运这一人口季节性流动闭环，造成大量人员无法按计划返回居住地或工作地。除了一些彻底被冲垮的公司，还有无数艰难生存的企业、工厂和个体户只能通过减员降薪的方式勉强自保。这不仅影响到城市生活的运转，同时意味着大量岗位的消失，而这些也正是为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提供工作机会和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笔者从2020年7月23日至8月14日在安徽北部D村展开的实地调研，D村和皖北大多数村庄一样是典型的中部农村，村民家庭以非农收入为主，同时保留着部分农业收入，常年在外打工人数接近一千人，同时，从村域到县域的经济结构都未能形成足够规模的产业，这也就导致在D村村民大多到县域以外的地方去打工，形成典型的打工村。数据显示，2019年有892人在外务工，还有一部分在村庄和乡镇周边打工。也正因就业地点的发散和外出人群的庞大，该村对于本研究的代表性较强。突如其来的疫情冲溃了农民工原有的生活稳态，使得村庄家庭一时背负起巨大的失业成本和家庭经济收入负担。村庄在务工经历和家庭生活中所面对的驱动和掣肘，都在疫情这样突然的外部冲击下充分展露，当原本稳定的生活状态难以为继，村庄家庭如何自我修复，找到新的生计模式、家庭计划和生活轨道，是我们在本文的四个家庭故事中需要讨论的问题。马春秀（49岁）在上海租下两层楼开小旅馆生意，儿子跟着她在上海的私立小学一直读到四年级。然而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马春秀的旅馆直到5月份还未被允许恢复营业，没有任何收入的马春秀难以负担旅馆的房租，只好放弃旅馆。失去了这个落脚之地，儿子的学业自然也难以为继，下学期不得不转回家里的县城上小学，但是不仅转学手续并不好办，孩子的起居照料、学习辅导都是棘手的难题。马春秀想将儿子托管给学校的老师，但她心里也清楚这种“小食堂”在当下没有点关系很难行得通。原本平静顺畅的生活轨道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冲溃，是为了儿子的学习生活放弃事业留在村里，还是继续外出寻找出路，成为了摆在马春秀面前的关键岔路口。不过丈夫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建议妻子返乡陪读，因为丈夫本身作为包工头在当地有丰富的人脉和资源，凭借这些资源与关系，在这次疫情中受影响程度较轻，即使妻子停工返乡，家庭收支系统也不会轻易垮掉。这种家庭应对策略我们将其概括为“顺其自然型”，该类家庭属于村庄当中的中高收入层级，其主要收入多半来源于夫妻务工。经过多年的务工积累，他们可能形成了相对充足的资金储蓄以供再生产，或至少其中一方的工作稳定性较高，因此不至于因为外部冲击的影响完全截断家庭收入，子代的婚姻、教育、住房尚且不至于产生过重的经济负担。所以，这类家庭对待外部冲击时的策略基本上是以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佛系”为基调，因为即使从务工转为返乡，也有足够的经济储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维持其在村庄稳定且安逸地经营自身的家庭生活。不过，并不是每个农村家庭都有这种选择的余地，马春秀家的家底虽然不算殷厚，但仍然有足够稳定的积蓄来分担相应的成本、缓冲短期的风险。然而村庄中更大多数家庭的收入水平更低、储蓄能力更弱、工作稳定性更缺乏保障，其中部分处于中下层收入的家庭仍然需要依靠利润微薄的农业收入来支撑生活开支，加上村庄人情往来的成本、为子代承担的大额支出以及生老病死等风险，即使是短暂的外部冲击也可能彻底改变其家庭安排与生活路径。跟马春秀有类似遭遇的孙学民家庭就是很好的例证，孙学民（35岁）的家庭日常开支来源一是孙学民父母在杭州租店铺开小饭馆的收入，二是孙学民夫妻在村中种二十几亩地的务农收入。疫情期间父母的小饭馆禁止营业，几个月连续亏空下不得不放弃饭馆返乡。在今年粮食歉收的条件下，几个月来主要靠之前不多的存款生活，如果只顾全家的伙食姑且游刃有余，但家里前年刚在县城买了一套房，现在每月要还3000元左右的房贷，家人逐渐心焦起来。“就那一点点地几个人呆在家里，不造（行），而且现在农药、化肥（价格）都太高了，种子现在也是呀，就只有我们收下来的粮食不涨价，你种地根本就挣不到钱。”于是父母托村里的亲戚帮他们找了份活计，去工地上给人做饭，妻子也跟娘家的亲戚一起到市里的服装厂里当临时工，孙学民则是计划等农忙期过去之后，将地交给亲戚打理，外出找个工地打工。表面看起来，孙学民的全家外出似乎是一种积极应对危机的方式，至少在短期内能够增加收入、帮助家庭度过经济难关，但是这种应激性的反弹不可能持久，因为其背负着巨大的家庭转型成本。首先要顾虑的是子女照料，孙学民的女儿不满两岁，全家外出务工时交由邻居照顾，每个月付2000元的伙食费；二是临时工身份本身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其难以在现有的职业中扎根；三是从知识结构和生活状态上看，即使面临重大的外部冲击导致原有的生活常轨难以为继，也很难让其马上以家庭为单位从半工半耕的生活安排中彻底抽离。这类“绝地反击型”家庭基本上可以归入村中的最低收入层级，务农仍然是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可能背负着抚育和房贷等大额家庭支出，因此一旦风险来临，家庭经济能力的脆弱性就会暴露无遗，可能会马上放弃原有的生活模式，而举家投入以度过危机为目的的务工生活当中。这种应对策略可能在短期内改善家庭的生活状态，但是由于家庭分离、田地弃置等成本与顾虑，这种临时性的、短暂的、高成本的缓冲策略注定只是身处险境时不得不做出的反弹。对于马春秀家庭来说，新冠疫情也许只是一场暂时的风波，让这些已经积攒下足够资本的家庭重新选择自己稳定的生活轨道，而对孙学民家则相反，后者完全被外部冲击挤压到一个身不由己的处境中，为渡过家庭的经济危机不得不忍受家庭的分离和生活轨道的彻底重组。处于这两种极端中间的绝大多数家庭，既没有如此奢侈而宽裕的选择自由权，也不至于被席卷到生活轨道脱离掌控的境地，行动者仍然能够主动地在村庄与城市、工业与农业之间反复横跳。去年笔者第一次在村里见到苏木兰（58岁）时，她还在村中的罗马柱厂当工人，下班就到自家地里忙农活。然而今年一切都大不相同，丈夫在上海的工队因为今年接不到活，换到了南京的新工地，今年工地上的工人越来越多，尽管丈夫是经验丰富的技术工，相对竞争力更强一些，但分到的工资还是明显减少，“今年（工地上的工资）比去年一天要少了几十块，自己会电焊还好一些，要是什么都不会的话到哪里肯定什么都不行。”儿子儿媳在村口开的超市今年收入不佳，儿子于是在隔壁镇上找了份装宽带的工作，每天往返奔波于两个村镇。苏木兰在罗马柱厂里的工作收入本身就很低，今年又粮食收成不佳，不稳定性和不安定感是促使苏木兰外出务工的直接原因，于是今年上半年，苏木兰先是托朋友的关系，去绍兴做了一个月的采茶临时工，回家忙了一阵子农活之后，又由亲戚引荐，等下半年上海开学就到上海的某大学食堂工作。“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啥都不行。老是（在家里）待着也没意思，又挣不到钱，老是呆在家里你看怎么行，一家好多要花钱的呀。反正我不想在家里做，家里工资也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也不好。”不难看出，苏木兰家庭与孙学民家类似，在感受到危机时离开土地前往城市寻找出路，不过这两类家庭策略中仍存在明显区别——选择的自由权。实际上，这种有限的选择自由实际上也是村庄中很多处于收入中层的家庭所共有的状态，其生计模式大多兼顾务工和务农，以务工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在外界危机的干扰下，其家庭收入同样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其分工安排也可能因此而及时作出调整，大多选择重新从家乡外出务工贴补家用，不过这并不是一种危机下的自救行动，而是一个仍然保有较高的能动选择权的理性选择。外部冲击始终只是一个促使他们自我调整的外部诱因，而不是一个改变他们家庭安排的决定性因素，形势不利时也可以选择主动回缩。因为其经济储蓄能力和收入结构较上衣类型稳定，并且行动者本身拥有较高的行动自由，家庭的危机缓冲弹性和选择自由权因此也相对较高。诚然，村庄绝大多数中层家庭的生存状态和在疫情中的应对策略都接近上一种类型，但我们不应该忽略笔者在上文反复重申的开支结构和家庭结构上的关键特征：一是暂时没有大额开支（如房贷、彩礼）的负担，二是没有子女或老人照料的牵绊。这些因素的叠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家庭经济结构的压力和寻找出路的紧迫性，使得家庭劳动力能够在工农之间选择自由，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生活轨道。然而，这些负担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幸免。陈铭军（39岁）的饭店在春节前就已经被通知停业，一个多月后才重新开张。今年陈铭军夫妻和笔者都能够明显感觉到，饭店的生意比去年同期显而易见地冷清了许多。一方面是由于疫情中村民外出就餐的愿望和需求直接减少；而更重要的是，今年村中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不甚乐观，少有多余的开支来饭店消费，因此饭店今年的利润远不足以承担一家的生活开支。陈铭军的女儿不到两岁，日常的奶粉、纸尿裤等开支已经占了每月家庭支出的大头，而今年妻子再次怀孕，预产期大约在十月份左右，等第二胎孩子降生，房间装修布置、孩子吃穿用戴又将是一笔不菲的支出。种种隐忧和焦虑都让陈铭军感到无法再依赖饭店冷清的生意，是时候另寻出路了。不过，陈铭军并不能像苏木兰一样直接出去打工，一是因为他是饭店的主厨，二是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也不能全都留给怀孕的妻子照顾。于是陈铭军和几个朋友商量着在村里干投资。4月底，他们看准了市场上紧俏的矸石生意，原料和机器都备好后，未曾想成本还没收回来，先等来了环保局的禁令，因为矸石加工对用地和质检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加上不巧赶上省里的环保督查组下来检查，所以陈铭军不得不把机器和剩余的将近一万吨原料亏本卖掉，每吨原料亏了十几块左右。忙前忙后的两个月，事业还没上轨，反而先赔了钱。不过生活的压力让陈铭军没有闲暇气馁，又开始马不停蹄地观望下一步的投资。对于陈铭军家庭来说，虽然面临较高的经济压力和家庭焦虑，但却没有像苏木兰家庭那样自由的选择权，只能在固定的场域中努力作出有限的调整。这种家庭类型在村庄中其实并不罕见，只是其他家庭可能并不表现得如此鲜明，而是有很多替代性方案可以自我调整，例如由夫妻一方或者父母回乡照料、将田地交给亲戚朋友管理或者调整家庭开支计划，比如延迟买房。“现在有点钱的都在外面县城买房子，但是没有钱不好买啊，你说还（房贷）利息，但是你要是天天没有活，利息也还不起啊，你没有来源就不敢撑那个腰，活不稳定，上哪里都不容易，要是正常上班开工资就稳定了”。（苏定斌，49岁）总体而言，这类家庭的选择情境中所受的限制因素强于其他几种类型。在常规年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家庭往往在村庄还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例如务农、村委成员、超市老板等等，其家庭社会网络和生活重心也主要在村庄，也正因如此，其转变生活轨道（如重新外出务工）的成本往往相对较高。对于他们来说，在外部冲击到来时，这些家庭能够作出的反应也十分有限，通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方式尽量“节流”，或者在有限的条件和场域内开拓副业来为家庭“开源”。这类家庭应对策略的关键词在于负担和限制，这种负担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家庭照料和伦理义务，种种来自家庭和村庄的负担束缚着行动者的职业选择以及收入危机中的反应策略。通过这四个生动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在村庄常规的生活轨迹上撕开一条裂缝，将发展模式、体制、治理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显露出来，尤其是对于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在外部冲击面前，村民的职业选择和家庭安排一方面直接受到开放市场、村庄情理、家庭结构等综合因素的交织影响，缺乏就业竞争力的村庄务工人员是劳动力市场首当其冲受到挤压的脆弱群体，并由此直接影响到村庄经营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村庄结构的内部分化又通过各个家庭的反应路径投射出来，形塑着不同层级的家庭策略。在笔者此次离开D村时，几位相熟的被访者也正准备结束长久的赋闲，重新外出打拼，我们约好冬天再见。此时我突然感觉自己跟他们有了更深的共情，我想我们可能都在思考：数月之后等他们从疫情笼罩的城市再次回到村庄时，疫情的波涛与余威还将在村庄的生活中持续多久，我们没有把握，也无从猜测。不过，只要生活还在继续，D村人就会继续为了家庭不懈寻找出路，毕竟，按照村民的话来说：“日子还得照样过，不然怎么弄呢？”
Copyright © 漫写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