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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4-24 19:11:53

1.杜诗的语言文字错误太多：杜甫的诗病太多，一一地认真讲得几十万乃至过百万字才能讲完，我真没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给杜甫挑错上，不过我们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用一首诗来讲（我真没有刻意挑，我是在用WORD统计杜甫用多少泪字时偶然看到这一首的，因为对泪脸悬颇不解，所以就看了全诗，这才发现，原来杜甫诗中的错误竟至这般严重！于是就将100个泪字中有问题的集中起来讲了）：《月三首其三》万里瞿塘峡，春来六上弦。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爽合风襟静，高当泪脸悬。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一般诗人写三峡，要写其雄壮、险峻，可杜甫写其长，那瞿塘峡长不长呢？瞿塘峡西起奉节县白帝山，东迄巫山县大溪镇，长八公里，是三峡中最短的一个，用万里来形容，也真是够杜甫的了。我们每个人住的区县，到另一个区县，差不多都要超过八公里路程，16里地也就是两个普通乡镇间的距离，谁会用万里来形容（刚读到这里的某些读者，可能会觉得万里要是由杜甫写出来，应该是能接受的，但当你读完本篇万余字，你就会改观，觉得是不能接受的了）？我们写诗，用万里形容其远大，一般形容群山、江河、江山等不限定的、不具体的事物，形容具体的事物，一般也是天山昆仑这样的大山脉等才能用，而瞿塘峡是一隅一地，用万里来形容显然是不恰当的。你明明知道它只有八公里，怎么用万里来形容？所以有的人将这个峡改成为月，但读起来依然是很别扭的，想要不别扭就得再改成“瞿塘万里月”何况，我们又怎么可以替古人改文章呢？我们再来看“春来六上弦”，上弦容易解释，即上弦月，但六上弦如何解呢？六是数字？六次的意思？那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春天总共三个月，月亮每个月初有上弦月，月底则是下弦月，用六上弦来统称三个上弦月和三个下弦月显然是不对的。那么六是初六吗？也是不对的，古代规定的上弦月是农历初八，而不是初六，何况用一个六字表初六在语法上也不应该。如果说六是夏末，也不对，因为我们通常表时间，在春天时说今春，夏天时说今夏，硬要用春来表达夏末，这与中国人对时间的表述习惯又不相符。若要表一年的时间过了六个月，也应该用年来而不是春来（如唐戴叔伦《越溪村居》诗：“年来桡客寄禅扉，多话贫居在翠微。”唐杜牧《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员外》诗：“迹去梦一觉，年来事百般。”陆游“年来世味薄似纱，”），年来是合于中国人对时间的表述方法和习惯的，词典中录有年来却没有录春来，杜甫胡乱造春来，却又隔着一个夏，以春来代年来，这种用法是不对的。而杜甫经常犯这种知识性和常识性的错误（下面会讲到他的阴阳割昏晓中的知识错误）。又何况，春来六上弦这句诗即便是表时间，对整首诗来说又有何意义呢？难道就是玩一个新鲜的文字游戏吗？杜甫这种与常识相违背，故作惊人语、怪语，却常出语病的，在其集中到处都是，又如“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青袍白马尚可理解，这后汉今周又如何解？勉强圆也许能圆得通，但一个号称大诗人的诗句，就是靠后世人拼命替他圆的吗？何况汉朝中间出了个王莽，而唐朝虽有安史之乱，但皇室正统却完全没有断绝，情况根本不一样，如何可用后汉今周来比喻？我在网上看蒋寅的论文，所引颇多误字，不知是不是网络误录，如“身无却老壮，迹有但鸡栖”查全唐诗却是“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作为一首律诗的二联，身无与迹有是对仗的，这样的话，身无何解？没有身哪来的少壮？若是无却为一词，又如何能解得通？无却解得通，有但又如何解？羁栖我们能理解，但这迹有是什么意思？迹有与羁栖又有什么关系？再看这首诗的第四联“双双新燕子，依旧已衔泥。”上句说新燕子，下句就说依旧，这也太给自己找别扭了吧？依旧还不够，非要再加上个已字，我们把它翻译一下来看“这一双双的新燕子，依旧已经衔泥了。”这燕子究竟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是新燕子，不能用依旧呀。而且依旧已经连用，别扭不？我们再看‘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龙蛇窟好理解，枝撑幽是个什么鬼？即便我们把它的诗意圆了，它在语法上依然很难圆，枝撑幽可以解为枝条撑起的绿叶形成一片阴幽，但始出是动词，它后面的枝撑幽整体上就是名词，而枝撑幽的撑字只能是个动词，所以它在语法上是没法圆的。诗歌的语言是最自由、最跳跃的，但也不能没有限度地乱跳跃呀，一首好诗不能让读者绞尽脑汁地费尽心思地去圆才能理解它吧？为了找那个误词鸡栖（羁栖），结果我又在全唐诗杜甫集中搜出来两个鸡栖，其中一首“鹤下云汀近，鸡栖草屋同。”鸡栖（鸡舍、鸡笼）和草屋怎么同了？都是草做的？这样的诗意写出来有益吗？我们再来看二联，时时尚可解，故故该如何解？在杜甫之前，是没有人用故故的（如有请读者举出），这是一个杜甫随心所欲创造的词（杜甫经常这样胡乱造词），古人将之解为屡屡，请问屡屡满青天读起来不别扭吗？在意思上通顺吗？杜甫的故故两字，误了不少人，其后白居易、陆游、徐铉、李裕、黄遵宪、苏曼殊都中了杜甫的毒。故故在喻文字中，属于概念赋予，后世人不懂杜甫的故故是何意，于是填词造句，将之解为屡屡、常常、故意、特意等意，殊不知，杜甫时常胡乱造词，是不能用填词造句的方法来理解的。杜甫这种乱用字乱成句，是他的老毛病，经常犯，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批：“《万丈潭》云‘孤韵到来深（我看到的全唐诗版本是孤云倒来深），飞鸟不在外。’《题画枫》起语云‘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皆此老心思极拙处也。”谁家的堂上会生枫树呢？怪底两字，与故故一样，又是杜甫随心所造。而从诗意上来讲，下句的江山起烟雾显示这是一幅山水图，而后面又有“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天姥乃古代名山，这一联显示这幅画的山不是小山，古代中国的一幅山水画中，三两间茅屋往往极小，如何能看出一棵树生于堂中？况且杜甫在这首诗中对画家赞不绝口，把树画到堂中的画师如何值得那么赞？杜甫这种胡乱用字造词、不知所云的毛病，其实古代诗人多有指摘，如王渔洋《居易录》指出的：《汝阳王》云“天笑不为新”，什么叫天笑？又怎么不为新了？“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帝老大又是个什么鬼？“众归赒给美，摆落多藏秽”，摆落如何都藏着秽？与周济众人又有什么逻辑关系？《苏源明》云“秘书茂松意，溟涨本末浅”，溟涨是大海，怎么就本也浅、末也浅呢？大海本浅末浅又能喻示何意呢？“方朔谐太枉”，太枉怎么解？太枉与谐又怎么联系？“沧洲动玉陛，宣鹤误一响。”；一声响（难道是这鹤叫了一声）怎么就误了呢？《张公九龄》云：“骨惊畏曩哲，鬒变负人境”，这先哲怎么就让我骨头都惊到了？人境究竟是个什么境？“讽咏在务屏”，这务屏究竟是什么？这些句子明显地意思含混，不知所云。细究起来，皆是语病。又月光照进了暗室，能用一个开字吗？若是开暗尚可，但这句偏偏开的是室。如果这句写成时时开室暗，语法上就没有毛病了，但杜甫偏偏为了对仗，于是就成了开暗室。又如方元鲲《七律指南》评杜甫《诸将五首》“韩国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云“汉旌不当云拔”（拔旗一词是针对敌人的，对我方应是牢不可拔）。评《阁夜》“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尘漫寂寥”云“结句意晦，且以跃马代公孙，与卧龙连用亦未安”。杜甫常有为对仗而强行拼凑诗意的，像这里所评的，卧龙与跃马，本不应为对，却强行为对。方元鲲只评了他的汉旌不应用拔字，没有判绝天骄三字，何谓天骄？自然是天之骄子，那么绝天骄的天骄是形容谁的呢？对敌人不能用天骄而应用豺狼虎豹才对，如果天骄形容的是己方将士，可是杜甫却绝天骄、拔汉旌，难道杜甫连敌我都分不清吗？还是他连词义字义的褒贬都分不清呢？这样一句中连出两个用字错误，这还是杜甫著名的七律名作《诸将五首》呢。爽合风襟静，高当泪脸悬。这一联是写月亮呢，还是写人呢？若是写月亮，如何有风襟呢？若是写人，人的脸如何用个悬字呢？又风吹动衣襟，如何说是静呢？月亮的爽，与风襟怎么合？与静怎么合？杜甫的这句诗只能是“爽静合风襟，高悬当泪脸”才能解得通。这样改过后虽然少了很多毛病，但静与风如何相合的合字，依然是问题。最后一联：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细究起来，夜久也是不对的，乌鹊不应当因为夜太长而落在江边，夜久应当是飞久，这句如果改成：夜深有乌鹊，飞久落江边。语法上和逻辑上才算是顺畅。这首诗共八句，句句有病（南飞有乌鹊单句无病，与下句相联则为互相倒置，故亦有病）。杜诗究竟如何，想必读者大体有点数了吧？钱振锽说“俗子以杜诗为工，余以为不工莫如杜。”他讲的不错，有史以来写诗写得不好、错误最多毛病最多的，恰恰是被尊为诗圣的杜甫。•感觉六应该和易经的阴阳有关（或春打六九头），哈哈哈，胡乱猜哦•评论王子居：拟绝天骄拔汉旌是指拟杜绝"天骄拔汉旌"这种可能，胡虏拔汉旌这有什么错？天骄本是扬雄称匈奴的，为什么不能用呢？一群白痴连鸡蛋里挑骨头都不会。•首联既交代了时间（六月初旬）和地点（瞿塘峡），又寄寓了万里漂泊、羁留难归之感。月光常常照亮我幽暗的居室，洒满无垠的蓝天。“时时”二字既写出月的殷勤关切，又见出诗人饱经丧乱，常常夜不成寐，望月思归。另外，百度查到的第一句都是“万里瞿塘月”不是峡•8公里确实不长，但古人的一日三秋怎么解。长与不长，因心而定！@秦雅川2019-03-2322:57:37杜甫的诗错误多，为什么唐代之后那么多大家推崇他？那么多名人雅士专业写诗的，他们都看不出来？他们从小就学习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人家都没有说杜甫的不是，现在的人随便读两本国学经典就敢把杜甫给弄下去，呵呵，真有能耐！-----------------------------请阁下看看以下这么多大家是怎么推崇他的吧？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历代贬杜论的谱系蒋寅【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专题号】J2【复印期号】2010年02期【原文出处】《国学学刊》(京)2009年3期第108～123页【英文标题】THEGENEALOGYOFCRITICISMSONDUFU【作者简介】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内容提要】经过当代杜诗学或批评史著作的梳理，历代对杜甫的评价已清楚地呈现为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然而我们知道，对杜诗历来就存在著不同的评价。20世纪以来的杜诗学论著一般只关注肯定性的评价，而很少顾及负面意见，无形中遮蔽了杜诗经典化过程的另一面。通过梳理历代对杜甫的批评，我们看到，其实杜甫从道德到艺术都曾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时代越往后，对杜诗缺陷的批评就越专门、越深入，甚至公认代表著杜诗艺术成就的七律，也遭到多方面的批评。而最猛烈的批评则集矢於七绝一体和杜甫的诗歌语言。玩味这些批评意见，就可以看到“诗圣”光环笼罩下的杜诗在艺术上存在的种种不足，从而对杜诗的艺术成就获得一个更平实的认识。【关键词】杜甫/诗歌/负面评价“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白身后并不寂寞，为此担忧的杜甫更不寂寞，他肯定想不到自己未来的名声甚至淩?{於李白之上。是啊，他有什麽理由这麽想呢？难道他会认为自己比李白更有天才，更有创造力？且不说后世尊他为“诗圣”的那些理由他断不会先知，即便朦胧意识到，大概也无助於提升他的自信吧？难道他会糊涂到以为自己的“每饭不忘君”竟比?垂老带病投李光弼军效力的太白更值得尊敬？他的各体诗作，顶多只有七律敢自居领先吧？五律、七古能平揖太白已很满足，乐府和绝句肯定是望尘莫及。若按单项成绩来计全能总分，老杜要输太白一筹那是一定的。但杜甫幸运的是活到了大历五年(770)，那些感时悯乱、忧国忧民之作为他挣了分，最终以道德加分与太白并列第一，在许多人眼中或许他还要胜出。“诗圣”的光环隐没了杜甫作为凡夫俗子的平庸的一面。随著时代的推移，他的人格和才华日益为后代诗家所尊崇膜拜，甚至他的缺点或败笔，也会被付以“杜则可，学杜则不可”的特殊优待。①经过当代杜诗学或批评史著作的梳理，历代对杜甫的评价已清楚地呈现为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然而，仅?{常见的书籍，我们也知道杜甫在历代批评家眼中是有不同评价的。过去研究唐诗的学者有一种印象，杜甫在唐代无论生前身后都颇受冷遇，传世的唐人选唐诗中只有韦庄《又玄集》选了杜诗，失传的顾陶《唐诗类选》可知是尊杜的，但直承韦庄的韦縠《才?{集》作为唐代最大的选本，却不收杜诗；白居易对杜甫也没有太高的评价，这似乎都反映了唐人的一般评价。但这只是很片面的看法，也没有什麽说服力。陈尚君的研究已证明，杜诗在中唐到宋初甚为流传，且是最早被刊印的书籍之一。②姑不论元?稹《杜工部墓系铭》以集大成推许杜甫，只看目空一切的狂才任华仅存的三首诗，一首赠李白，一首赠杜甫，一首赠怀素，也可以想见，与诗仙、草圣相提并论的杜甫绝不可能是等闲之辈。应该说，杜甫从一开始就是“起评分”很高的，后来随著杜诗被经典化，这才出现了非议的声音。历来杜诗注家，爱杜心切，对否定杜诗的议论莫不视作“与杜为敌者，概削不存”。③20世纪以来，杜诗学论著一般只关注肯定性的评价，而很少顾及负面意见。专门谈到历史上非杜议论的著作，只有台湾学者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一书。作者从“诞於言志”、“风雅罪人”、“开以文为诗之风”、“伤於太尽”四个方面来展开讨论④，有一定的启发性，不过涉及面还较窄。其中“开以文为诗之风”一点，除了施闰章批评宋人学杜“以诗当文，冗滥不已，诗遂大坏，皆老杜启之”，并未举出正面批评杜甫的例子。后来周勋初老师有《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一文，主要是针对郭沫若对杜甫的批评，辨析杜甫与当时一些人物的关系，不涉及对杜诗艺术的评价。⑤近年出版的一些论著，开始注意历代杜诗评论中的否定意见，如胡建次《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杜甫论》、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都注意到后代批评家对杜诗的否定性批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管见所及，对历代杜甫评价中负面意见的专门讨论，还没有人做过，而这却是我们考察杜诗经典化过程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想就我历年搜集的资料，将历来对杜甫的批评意见作个粗略的梳理。一、宋人的非杜之论杜甫到中唐被许为集大成的诗人，还只是在技术层面获得定评。后来所以能成为“诗圣”，与宋代形成的两个神话有关：一是忠君爱国，所谓“一饭未尝忘君”，出自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一是语言典雅，所谓“无一字无来处”，出自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宋代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伯既树此义，举世奉从，杜甫由是登上诗歌殿堂最尊崇的位置，被尊为“诗中六经”。⑥然而考诸文献，杜甫在苏、黄之前是不太走红的，宣称“子美集开诗世界”(《赠朱严诗》)的王禹偁，并不学杜而是学白。西昆诗人杨亿则讥杜甫为村夫子⑦，后人揣测其意，“谓杜为村者，岂以其秀句少耶？”⑧或许不无道理。其实当时几乎就看不到推崇杜甫的人，包括欧阳修在内。⑨据陈师道说：“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⑩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也记载，欧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攽每不然之。欧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决不道也。”刘攽道：“亦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之句之类耳。”欧公赏其辩给，一笑置之。(11)对这则佚话，许学夷曾有一个解释：“至和、嘉佑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成句，欧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时杨大年、钱希圣、晏同叔、刘子仪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公又矫其弊，专以气格为主。子美之诗，间有诘屈晦僻者，不好杜诗，特藉以矫时弊耳。”(12)此说相当有道理，所谓虽不中亦不远矣。杜诗受到重视看来是从庆历间开始的。据叶适说：“庆历、嘉佑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13)然则杜甫之为诗家所宗，是与江西诗派的宗尚分不开的。陈师道说：“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庶、谢师厚景初学之。”(14)更具体地告诉我们，黄、谢二人是开风气的诗人，则黄庭坚之学杜也与家学渊源有关。自江西派风行于世，杜甫遂为诗家所独尊，《蔡宽夫诗话》说：“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15)明白这风会转移之迹，杜甫在宋初的遭遇也就不奇怪了。叶适说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将杜甫排斥在“唐人”之外，固然表现出他以晚唐为唐诗主流的观念，同时也暗示了杜甫作为超一流诗人要?{入某个诗史时断的困难，这到后代有时成为难以确定杜甫的诗史位置的原因。江西诗派为诗最重句法，讲究用典，因而专奉老杜为楷式。黄庭坚最推崇杜甫夔州以后诗，尝言：“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16)此说虽有见地，但却不尽为人认可，到南宋朱子即已提出异议：“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朱子颇好《选》体，对杜甫学《选》的少作尚不否定，而对於晚年自出机杼之作便不予首肯：“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鲁直一时固自有所见。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却说好，如矮人看戏耳！”这是嫌老杜夔州以后诗不如早年爽利。又云：“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这是说夔州以后诗每逸出常规。又云：“杜子美晚年诗都不可晓。吕居仁尝言，诗字字要响。其晚年诗都哑了。不知是如何，以为好否？”这是说老杜晚年诗声?{不复如以前浏亮。又云：“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如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於法度之中，盖圣於诗者也。”(17)这又是批评杜甫晚境作诗多随心所欲，率意为之，押?韵也不讲究。最后盛赞太白是圣於诗者，分明褫夺了老杜的“诗圣”尊号。饶宗颐先生认为：“朱子持论之异，由於为诗之路数不同，朱子不尚新奇，而主萧闲淡远……故其论诗似颇抑杜扬李。”(18)这是非常中肯的。饶先生还指出，朱子病杜诗之繁复，可能是受叶梦得影响。《石林诗话》有云：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倒为工。至《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此乃揣骨听声耳。其病盖伤於多也。(19)实际上《八哀》诗的烦絮不光是铺陈的问题，还有意脉不清的毛病，故后人往往指责其嘽缓冗遝。杜诗的无一字无来历，经黄山谷倡言后，成为后人崇拜杜甫的一个神话。其实到南宋晚唐体流行起来后，这一点就遭到了批评。刘克庄说：“古诗出於情性，发必善；今诗出於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20)这是江西诗派中人的切身反思，将“以才学为诗”(《沧浪诗话•诗辩》)的流弊归结于杜甫，暗示了杜诗经典化所立足的理论基础已被动摇，并将产生相应的转移。二、明代诗家对杜诗的批评南宋后期，以江湖诗人为代表的诗坛主流，以清浅流易为尚，主要取法中晚唐诗，遂以大历诗风及步其后尘的晚唐诗风为“唐体”，以别于杜体，普遍尊唐而不宗杜。(21)蒙元一代诗家多宗李贺，像元好问这样师法杜甫的作家似不多见，对杜诗的评论相对也较冷清。明代风气一变，从开国名臣刘基开始就奉杜甫为正宗，后来诗坛盟主李东阳和前后七子格?{派诗人莫不师法杜甫的古近体诗，七律一体更是用心揣摩，深得老杜神髓。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注意区分唐音与杜格，对杜甫渐多批评，这已为研究者所注意。(22)事实上，明人鉴於“杜诗魔宋”的教训(23)，对宋人学杜的流弊一直抱有警惕，在?师法杜甫的同时也不断地对其典范性加以质疑乃至某种程度上的颠覆。首先，他们对宋人津津乐道的“诗史”之说提出了非难。杨慎《升庵诗话》有专论“诗史”一则，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他以《诗经》为据，认为“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不像杜诗直陈其事。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於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总之，在他看来，“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於直陈时事，类於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24)这裏的批评矛头虽主要是指向宋人之不善学杜，但杜甫“诗史”本身不用说是遭到否定的。后来王世贞的辩驳也未能消除升庵此说的影响(25)，到清初王夫之仍不赞同“诗史”之说，说论者以“诗史”许杜，属於“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26)其次，对杜甫自视甚高的诗歌声律也有人提出批评，如何景明说“子美辞固沉著而?{失流转”。他认为诗本是可歌的，哪怕唐初四杰辞采去古已远，“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但杜甫却丢掉了这一传统，丧失了诗的歌唱性。而这又与杜诗缺乏“风人之义”有关：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睢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於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反在四子之下与？(27)他的批评角度迂远而独特，谈音乐性最后拐到表现方式上来，嫌杜甫吟咏时事，很少像汉魏诗那样托诸夫妇，故缺乏风诗的比兴婉曲情?{。杜甫作为超一流诗人难以纳入具体诗史时断的特徵，在格调派的接受和评价中再次处於一个尴尬的位置。七子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而杜甫古体已如何景明所言，抛弃了汉魏古诗的比兴传统，其近体又岂同于盛唐人的高华浏亮？多的是沉郁顿?挫，兼风尘苦语。如果说前者还能为李梦阳辈步趋摹拟，后者则多地见弃於升平时代的诗家。到嘉靖、隆庆之际，对杜诗的负面批评意见明显高涨，以致于清代仇兆鳌都注意到，“至嘉、隆间，突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28)杨慎的诗话确实常有诎杜之说，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明中后期对杜诗的评价。陆时雍《唐诗镜•绪论》对李杜韩白都有非议，只推尊王韦两家，甚至倡言“摩诘不宜在李杜下”。他对杜甫的批评是诗的情?{过於凄苦：“杜少陵《怀李白》五古，其曲中之凄调乎？苦意摹情，过於悲而失雅；《石壕吏》《垂老别》诸篇，穷工造景，逼於险而不括：二者皆非中和之则。”这种论调看上去很难让人接受，但如果我们知道陆氏持论有神韵派的倾向，就容易理?解他的出发点了。试想以王渔洋的趣味，会不会喜欢这些作品呢？主盟清初诗坛数十年的王渔洋，世皆传其不喜杜诗，这实在是个误会。(29)但要论其家学，却的确不是崇尚杜诗的。其叔祖王象春是明代少见的严厉批评杜甫的诗人，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天津图书馆藏有一册《读杜诗》卷四、《读李诗》卷二的合订本，题东海王象春季木甫著、兄王象艮伯石甫校，便是王象春读李杜诗的批本。其中对杜诗的批点很少正面评价，不少诗句遭到他的严厉指斥：《题张氏隐居二首》之一“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殊少含蓄，死板对语。《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杨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遂开山人游客打秋风口角。《曲江二首》“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浅俚而腐，大类安窝中话头。余谓诗无唐宋之分，信然。《江村》“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与“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二结语，又腐又滞，俱累其全璧。《九日兰田崔氏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此翻案之最丑拙者。《蜀相》“两朝开济老臣心”：学究滥语。《又作此奉卫王》：“远开山岳散江湖”一句自精，余俱学究滥语。《人日》：一首亦匀妥，但“剑佩冲星聊暂拔，匣琴流水自须弹”一联，是后世恶诗鼻祖。《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贫趋相府今晨发，恐失佳期后命催”：二句陋甚。至“南极一星朝北斗，五云多处是三台”，是纱帽诗宗法杜老第一恶句。他还指摘杜甫用字之拙累，如谓《紫宸殿退朝口号》“会送夔龙集凤池”一句，“夔龙二字谀而无味，亦不雅”；评《早朝大明宫》诗，以为“实非唐人绝唱，不知前辈何以恁般惊叹，恁般作兴他。想来只是俗子取他官样，便于在公所拿腔朗诵无避忌耳。‘诗成珠玉在挥毫’以下三语恶陋而谀。每读杜至此，几欲将此老易位”。这倒还不算太过，两首庙堂诗本来就不是什么佳作。而论《诸将五首》、《秋兴八首》，说“两诗乃老杜之一般，且多累句，如‘诸君’、‘只在’、‘主思’、‘军令’，如‘安危’，俱打油”，就未免太苛刻了。这些作品甚至让他“几欲将此老易位”即否认其诗圣地位，明代还没见有如此轻视杜甫的。后来王渔洋对杜诗的批抹或许有叔祖的影响在里面。到明末对杜诗的负面批评达到了顶峰。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不喜《秋兴》诸篇，而独推“南极老人自有星”几章，被清代冒春荣斥为“何啻啽呓”！(30)陈子龙《左伯子古诗序》也提到：有唐杜子美，当天宝之末，亲经乱离，其发为诗歌也，序世变，刺当涂，悲愤峭激，深切着明，无所隐忌，读之使人慷慨奋迅而不能止。然而论者或曰：“是无当于《风》《骚》之旨者也。风人之义，隐而不发，使言之者无罪。而《离骚》以虬龙鸾凤比君子，飘风云霓喻小人，其旨无取于彰显。子美皎然不欺其志，磨切之言，无乃近于悻直。”(31)这里作为批评目标征引的“论者”之说，应该代表着当时批评杜甫“近于幸直”的一派意见。这种看法在江南一带可能影响还比较大，为人们所认同。陈维崧论诗承陈子龙之绪论，但他与宋尚木书历举有唐名家，独不及杜甫(32)，这是不是显示了当时诗坛风气的某种征候呢？明末最重要的诗学家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对杜甫也有所批评。他说：“子美《丽人行》，歌行用乐府语，不称。《品汇》不録，良是。《忆昔行》‘更讨衡阳董炼师’，讨当作访，或以讨字为新，不复致疑，安可便谓知杜耶？又篇中如‘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等句，即予所録者，亦不免为累语。至歌行或用俳?{，又不可为法。”(33)他不光指摘累语，还指出杜甫歌行用乐府语与骈句的毛病，开了从体制的角度批评杜诗的先声。三、清人对杜诗的批评进入学术风气浓厚、学风严谨的清代，杜诗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在广泛、专门、深入、细致各方面都超越前人，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34)在明末贬低杜甫的语境中，杜诗在艺术上的典范性和绝对价值虽遭到质疑，但诗人杜甫作为道德典范的地位尚未动摇。易代之后，诗圣的道德品质首先成为诗论家考案的对象。钱澄之《陈二如杜意序》首先从道德上解构了杜甫的崇高。针对历来推崇杜甫“每饭不忘君”之说，他辩驳说“凡感物造端，眷怀君父，一情至之人能之，不独子美为然”，继而历举杜甫行迹，说明唐朝待杜甫不薄，而杜甫却无所报效，一心唯在顾全家室：子美以布衣谒帝，面授拾遗。忤旨，出为华州司功，辄弃去客游。朝廷不之罪，仍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赴。竟用严武荐，授工部员外。唐之于子美至矣，子美之感恩不忘，其常情，非溢情也。吾独怪子美在蜀，盛交游，即惓惓宗国，当其时严武、高适辈岂无能资给以赴阙者？而乃滞身绝域，托兴篇章，以徒致其不忘君国之意。凡公之崎岖秦陇，往来梓蜀夔?{之间，险阻饥困，皆为保全妻子计也。其去秦而秦乱，去梓而梓乱，去蜀而蜀乱，公皆挈其家超然远引，不及于狼狈，则谓公之智适足以全躯保妻子，公固无辞也。且夫银章赤管之华，青琐紫宸之梦，意速行迟，形诸愤叹，公岂忘功名者哉？而专谓其不忘君耶？(35)这么一来，杜甫就被还原为智足以全身远害，而道德上殊无过人之处的一介儒士，于是他断言“子美于君父、朋友、兄弟、妻子之间，一中人之深情者耳，谓为有诗人来一人，过矣！”他的分析和论断显然是有说服力的，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杜甫毕生的行迹，而不是唯读杜诗，就会认同他的见解。对于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钱澄之没有否定元稹的集大成之说，但将范围作了限定，以为“其奇在气力绝人，而不在乎区区词义之间也”。“如以辞而已，集中有句涩而意尽者，有调苦而韵凑者，有使事错误者，有出词鄙俚者，有失粘者，有失韵者，有复韵者，其弊至多。唯是其气力浑沦磅礴，足以笼罩一切，遂使人不敢细议其弊。宋人奉之太过，谓其弊处正佳，从而效之；又为穿凿注解之，以讳其弊，其去诗意愈远”。时至今日，如不正视杜诗的疏漏，“且守其一字一句为科条，确然为不可易”，便致于“其气与力不可得而言也，而其词之弊亦有不可解也”。因而他认为读杜诗须得其大意，而勿求甚解。只有这样，方能得其所长，不为其弊所惑。这一番论析与其说是抉发了杜甫的独到成就，还不如说是去除了笼罩在杜诗上的神圣光环，替王象春将“诗圣”拉下了神坛。王夫之论学论诗最痛恨明人的门户之习，杜甫因为是明代诗坛最大的门户，便自然成为他严厉批评的对象。他的批评也是从道德立场出发，首先在传统的志和情两个范畴中增加了意和欲两个概念，认为“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若“意封于私，欲限于小，厌然不敢自暴，犹有愧怍存焉，则奈之何长言嗟叹、以缘饰而文章之乎？”然后考之诗史，“二雅之变无有也，十二国之风不数有也，汉魏六代唐之初犹未多见也。夫以李陵之逆，息夫躬之窒，潘安、陆机之险，沈约、江总之猥，沈佺期、宋之问之邪，犹有忌焉”，而杜甫则毫无掩饰：“若夫货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没于醉饱之情，腼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呜呼！甫之诞于言志也，将以为游乞之津也，则其诗曰‘窃比稷与契’；迨其欲知迫而哀以鸣也，则其诗曰‘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由是他断言：“杜甫之滥百于《香奁》。不得于色而悲鸣者，其荡乎！不得于金帛而悲吟，荡者之所不屑也，而人理亦亡矣！”(36)他对杜甫道德品格的指责，比起钱澄之来更是空前地严厉。在评徐渭《严先生祠》时又说：“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邪？”(37)这一批评措辞也很严厉。在诗歌艺术上，王夫之对杜甫的评价同样不高，说：“杜本色极致唯此《七歌》一类而已，此外如《夔府》诗则尤入丑俗。杜歌行但以古童谣及无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兰诗》与俗笔赝作蔡琰《胡笳词》为宗主，此即是置身失所处。高者为散圣，孤者为庵僧，卑者为野狐。”(38)又说杜甫一再称道庾信“清新”、“健笔纵横”，而自己所作却是“趋新而僻，尚健而野，过清而寒，?务纵横而莽”，“至于‘只是走踆踆’、‘朱门酒肉臭’、‘老大清晨梳白头’、‘贤者是兄愚者弟’，一切枯菅败荻之音，公然为政于骚坛，而诗亡尽矣”。(39)王夫之虽然是个有见识的诗论家，但他在某些方面观念是有问题的，艺术感觉似乎也不太好，因此他有些批评决不可轻从。比如评《后出塞》云：“直刺牛仙客、安禄山。祸水波澜，无不见者，乃唯照耀生色，斯以动情起意，直刺而无照耀，为讼为诅而已。”又云：“杜陵败笔，有‘李瑱死歧阳’，‘来瑱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40)似这般反对诗歌直接抨击现实的看法，显然是一种偏见。又比如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为腔壳；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气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41)这也显得持论太苛刻。简恩定先生认为，王夫之的杜诗批评“虽有批驳过当之处，然而仍不失其客观分析之地位，而最具意义的乃是全就杜诗来加以论析，而不受其为人传诵的忠君爱国思想所束缚，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42)我的看法是王夫之这些议论基本上没什么批评价值，适足暴露出他文学观念的狭隘和审美鉴赏力的欠缺而已。谈论清初诗人对杜诗的非议，不能不提到王渔洋，他不喜欢杜诗是出名的。赵执信《谈龙録》载：“阮翁酷不喜少陵诗，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赵执信和王渔洋关系很近，后人多信从其说(43)，世间甚至流传有渔洋批杜的伪托本(44)。其实王渔洋对杜诗下过很深的功夫，他评读杜诗起码有两个本子：一是与西樵同评的选本，两家各出己见；(45)另一种是《钱注杜诗》(46)。他对杜甫的总体评价见于《师友诗传録》，大致不异于传统的集大成之说，唯觉“绝句不妨稍绌”。(47)其他批评就很少，甚至偶有攻击杜甫的机会他也不用。比如刘大勤问他对杜诗全句用经语的评价，渔洋答：“以《庄》、《易》等语入诗，始谢康乐。昔东坡先生写杜诗，至‘致远思恐泥’句，停笔语人曰：‘此不足学。’故前辈谓诗用史语易，用经语难。若‘丹青’二句，笔势排宕，自不觉耳。”(48)如果他真不喜欢杜诗，东坡的批评不恰好是个顺竿爬的机会？但渔洋却反而替杜甫回护。当然，有些作品如《八哀诗》，他还是不假辞色的，不过也只是众多批评者中比较温和的一位而已。不管怎么说，自从清初批评家颠覆了杜甫道德上的崇高感，诗坛对杜甫的批评就愈加严厉起来，到康熙中期甚至形成一股贬低杜甫的风气。康熙三十三年(1694)，冉觐祖撰《莘野集序》提到：厌常喜新，翻尽窠臼，□前贤所论定，弃者取之，取者弃之，色求腴而气骨渐雕，意欲逸而音节不振。宋元诸家迭出相轧，不仅如昔所云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已也……诗道当极变之日，论者于少陵非不阳为推崇，而阴實背之。既已背之，将必有厌薄之心，而特不敢形诋讥于口，畏其名耳。(49)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沈德潜作《遣兴》(其七)还不免感慨：“杜陵岂是村夫子，一任儿曹笑未休！”(50)他将这股贬低杜诗的风气归结于钱谦益提倡陆游、元好问诗和冯氏兄弟推广晚唐诗风(51)，曾在《顾南千诗序》中指出：前三四十年，吴中谈艺家或仿南宋，或摹《中州》元人，或竟趋《才调》、《香奁》、《西昆》倡和之类，而于杜陵之沉雄激壮比诸鲸鱼碧海者，屏不欲观，甚或取而相讥，目为粗豪之祖，云吾得之钱牧斋尚书云尔。(52)2杜甫被经典化主要出于宋代江西诗派和明代格调派的尊崇，清初经钱谦益提倡宋元诗，接着王渔洋神韵诗风又主宰诗坛数十年，杜甫的影响力大为减弱，诗家对杜甫的评价也摆脱往昔的神化色彩，而能以平常心趋于客观的讨论。简恩定先生认为“清初诸家轻杜之说，实际上即是代表着他们对于旧有文学理论的反省与考察”，因此他们的杜诗批评“已能摒弃情绪化的语言而出以较为客观之臆断”。(53)这是从文学观念变迁的角度得出的同样结论，值得听取。晚近王守恂《点读杜诗即题其卷首》云：“纷纷好恶亦何尝，得失还须自主张。读古人诗高着眼，蚍蜉撼树不嫌狂。”(54)这也可以说是清代诗家对待杜甫诗歌的基本态度，他们的批评也因此遍及杜甫的各个方面。首先，对杜甫忠君爱国的神话不断有人提出质疑。郑性《黄上伯不惊草序》云：“少陵之诗，人咸称其忠君爱国，吾阅其全集，见其在蜀时依严武，饮酒迁延，于君国无甚剀切激发。其性情变化何如，楮末毫端，真情难掩。”(55)这相比钱澄之的说法同样不失为诛心之论。赵士哲论杜诗：“尝摘其似初唐晚唐宋人并有宋人所不为者以示戒，云：‘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此非初之巧而纤者乎？‘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此非初之拙而滞者乎？‘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此非晚之情真而流于俗者乎？‘鹭鹚窥废井，蚯蚓上深堂’，此非晚之景真而流于鄙者乎？‘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大类康节、紫阳之作；‘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则紫阳所不屑，想当日为俗人设耶？诗主性情，夫人知之，而不知性情亦有贞淫雅俗之判。”(56)李光地也冷峭地讥讽：“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寻不出他一点自见不足处，只觉从十来岁以至于老，件件都好。这是一件大病。”(57)实则认为杜甫好作大言而无实际才能的不乏其人。晚清施山《戏题杜集》云：“词章万古此江河，契稷其如褊躁何。高论可怜无切用，人间名士散材多。”(58)这都是从道德、性情角度对杜诗所作的非难。杜甫的崇高地位一半是靠人格和道德的光辉赢得的，在这方面一再遭到质疑不用说会影响到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郑性《黄上伯不惊草序》还对杜甫的艺术观念加以指责：“世之言诗者皆以少陵为宗，而吾窃谓其非诗人。第就其‘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语勘之，则已大远乎圣人存三百篇之本旨矣。圣人之存三百篇也，存其近人，不存其惊人。若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则三百篇亦应语不惊人死不存矣。”到晚清有些批评家就杜甫对才能的运用也提出了非议：杜陵七绝云：“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梅熟喜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又：“不是爱花即肯死，祇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譬之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而爪牙则不灵矣。朱老、阮生盖同时人，一何粗野；容易、商量亦非诗料。(59)钱振锽甚至对自唐代以来已有定论的杜诗集大成之说也加以颠覆，说：“人以少陵诗为集大成，此真污蔑少陵语。夫人中之集大成者，圣人也；诗中之集大成者，不过袭众人之余唾耳。曾是少陵而出此？”(60)钱振锽原是近代少有的狂才，说诗目空一切，对传统诗学观念做尽翻案文章。他还说：“俗子以杜诗为工，余以为不工莫如杜。论杜者不当以工不工较量也。欲求其好处，先看其全部，不可以一首求之；看其全首，不可以一字一句求之，否则所得皆糟粕耳。”这虽肯定了杜诗整体的好，但同时又承认其局部是不值得称赞的，因此他不光指出长排疵句之多，甚至干脆断言“杜诗无百字无疵者”。(61)这其实不是什么新奇的说法，清代诗论家对杜诗艺术上的缺陷，已从各种角度提出了批评。蒋釜山作《诗正》，论杜诗之失，一曰太尽，一曰取材无择，一曰比兴少而直叙多，可以说是集中表达了通常对杜诗缺点的看法。友人任源祥却不以为然，作《与蒋釜山论诗书》一一驳之，最后论定“李杜疵累虽多，终为唐人首称”(62)，乃是褒中含贬，先不得不承认杜甫疵累甚多的前提。杜诗号称无一字无来历，但用事屡有疏误，历代注家时有榷正。倪伟人《辍耕消暑録》也举出两个例子：“如‘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之句应用伏生事，然伏生名胜，亦称伏申，无以虔名者。后汉有服虔，又非伏也。此杜老之误也。又，‘轩墀曾宠鹤，畋猎旧非熊’之句，应是用鹤乘轩事。然轩，大夫之车也，误以为轩垣之轩，此杜老之疏也。”(63)杜诗的直露少含蓄，明代杨慎就曾指出，到清代施闰章也批评杜五言古诗“伤于太尽”。(64)由于杜甫自宋代以来已被模仿得太滥，清人对杜诗常怀有一种逆反心理，凡杜甫喜用的一些词语他们都很反感。《采菽堂古诗选》的编者陈祚明曾指摘杜诗中“乾坤”“万里”等大字面，目为“枵句”。(65)而反过来对杜诗的家常和小巧之风，他们同样也不满意。施补华《岘佣说诗》有云：“小巧是诗人所戒，如‘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俳优是诗人所戒，如‘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粗俗是诗人所戒，如‘仰面贪看鸟，回头错认人’之类。虽出自少陵，不可学也。”(66)其中粗俗尤其是清代批评家集矢的一个毛病。明代王象春批杜诗，除了指摘其拙词累句，就常斥其鄙俚。如：“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哪送酒如泉”：意既酸乞，词且打油。“贤声此去有辉光”、“预传藉藉新京兆”、“青史无劳数赵张”：三句曾打油之不如。《季夏送乡弟韶》一首，鄙俚全无可取。“楼上炎天”一首是近日山人献谀之诗，“碧窗”“朱栱”字俗；“仗钺褰帷称具美，投壶散帙有余清”，鄙气令人欲呕。晚清施补华《岘佣说诗》则说：“《义鹘》、《杜鹃》、《凤凰台》诸诗，虽有寄托，然失之伧，学者不必则效。”(67)又云：“《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首，前辈多赏之，然此诗实有村气，真则可，村则不可。几微之界，学者自辨。”(68)钱振锽更说：“古称杜诗无所不包，此亦盲语。以余观之，乃千篇一律耳，乌在其无所不包也？其诗虽有粗有细，然终属一种老戆气。”所谓老戆气就是伧气的另一种说法。清代是杜诗注释和批评最繁荣的时期，涌现出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杜诗注本，其中对杜诗也不无批评意见，限于篇幅，本文无法涉及。这里只能就个人有限的阅读，在鸟瞰清代批评杜诗的主要意见的基础上，大致勾画出清人重点指责的几方面问题。四、专业化的批评眼光中国文学批评自元代以后日趋专门，其明显的标志就是体制意识及其学说的完善。清代诗论家集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之大成，对杜甫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们对杜甫诗歌的批评，最值得重视的首先是从体制出发来讨论作品，这使杜诗在体制方面的缺点暴露无遗。杜甫的古近各体诗，除了绝句容有异议，其他诗体一向都被目为大家，备受推崇。但到明代，杜甫开创的七言排律首先被王世贞点名：“七言排律创自老杜，然亦不得佳。盖七字为句，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欲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合璧犹可，贯珠益艰。”(69)到了清代，杜甫在诗歌体制方面开始遭到全面的非难。清初任源祥《与侯朝宗论诗书》云：杜甫诗雄压千古，而五言古诗则去古远甚。甫非不自辟门户，而磋砑怒张，无复风流蕴藉，故谓之唐音。譬之书法，必以晋为上，唐非不佳，而所乏者晋人清韵耳。唐古诗之逊于汉魏也亦然。且汉魏六朝古诗而外无他诗，唐既变为排律、律诗，又为歌行、绝句，各有擅场，何必争能于古诗也？是故学杜甫者学其排律、律诗、歌行足矣，古诗、绝句不必以杜甫为法也。(70)除了绝句之外，杜甫的古体诗也遭到了否定，这是很出人意外的。清中叶湖南名诗人欧阳辂评杜诗，也指出古体的弱点：“《曲江三章》、《登慈恩寺》、《逼侧行》、《垂老别》、《无家别》、《将适吴楚》皆有败笔。五七古每有一二强凑语，虽不能掩其善，终是全诗之累。”(71)参照后文所引诸家指摘的拙辞累句，我们就知道此言绝非无的放矢。那么杜甫最擅长的律诗，论者总该无间言了吧？不然，他们对杜律也有批评。早在明代，薛蕙就说：“太白五言律多类浩然，子美虽有气骨，不足贵也。”(72)这是说杜甫五律不如李白。李攀龙《选唐诗序》则说：“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愦焉自放矣。”这又是说杜甫七律比不上王维、李颀。两家之说本来不算很严厉，但经余怀一引申阐发，说“老杜长于古诗，律诗非所长也，济南谓其愦然自放，信夫！”(73)杜律的品格就不如古诗了。即如专论杜甫七律的柴绍炳《杜工部七言律说》，在列举名篇后，也不免摘其累句。柴氏著书近代以来不为人注意，故不避烦琐而备録于此：其他率尔成篇，漫然属句，自信老笔，殊惭斐然。予尝览而擿之，中有极鄙浅者，如“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扬雄更有河东赋，惟待吹嘘送上天”之类。有极轻遫者，如“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之类；有极濡滑者，如“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淮海维扬一俊人，金章紫绶照青春”；“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之类；有极纤巧者，如“何人错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之类；有极粗硬者，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为困穷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在野祇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网罗求”之类；有极酸腐者，如“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予见乱离不得已，子知出处必须经”；“炙背可以献天子，食芹由来知野人”之类；有极径露者，如“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类；有极沾滞者，如“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指麾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之类。凡此皆杜律之病，往往而是。(74)将这段文字与本文征引的其他文献相对照，可以发现他所列举的例子多半也为他人所指摘，看来对杜诗的拙辞累句，湛芍^英雄所见略同。赵文哲《媕雅堂诗话》也断言：“工部(七律)千古推重，如《诸将》、《登高》、《登楼》、《野望》十余首洵推绝唱；若《秋兴八首》，中多句病。其他颓然自放之作，遂为放翁、诚斋之滥觞。世人震于盛名，每首称佳，良可一笑！”他说往岁与同人论诗，凌祖锡说：“如工部七律，即拙率处不对处皆以浩气流行，提笔直书，弥见其大。”他笑曰：“假使工部当提笔直书时，而恰遇佳句，恰得工对，岂反足损其大而必改从不对与拙率耶？”这一对答虽很有点俏皮，却深中老杜之病，也就是说他常不免有意到笔不到之处。方元鲲《七律指南》不仅大肆指摘杜甫七律的病句(详后)，还独到地发现“少陵拗体，结句每苦意尽”，《白帝城最高楼》、《十二月一日三首》(寒轻市上山烟碧)、《江雨有怀郑典设》、《即事》诸篇，他都指出其结句的拙累，相当有眼光。(75)清末王礼培《小招隐馆谈艺录》更推及杜甫所有七律作品，说：少陵七律发端高挹，结束稍落缓弛，明者自能辨之。尚不若摩诘之能发皇，首尾匀称。如“花近高楼”、“风急天高”二首之唤起，何等兴象？试问“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能无头重脚轻之病乎？若是者谓之游结，未极束紧、拓开两法之妙用。钱振鍠对杜甫七律也照样给予酷评，说“杜老五律胜七律，七律竟无佳者”。(76)如此作惊人之笔，就不是批评而是玩笑了。如果他心裏真是这麽认为的，那就适足显得他於诗学不入门而已。相对于七律来说，杜甫的七绝历来遭到更多的奚落。事实上杜甫七绝的写法与唐人一般的路数都不同，所以王世贞才断言，“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77)杨慎更举《赠花卿》一首，直截说杜甫“独绝句本无所解”。(78)许学夷对杜甫七绝尚有回护，但对五绝则基本否定：“子美七言绝虽是变体，然其声?{实为唐人《竹枝》先倡，须溪谓放荡自然，足洗凡陋，是也。惟五言绝失之太重，不足多法耳。”(79)清代诗论家大都不认可杜甫的绝句，以为不可学，更不足学。但其持论之理由，却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杜甫绝句不是正格。如张谦宜说：“不当?学少陵绝句，彼是变格。”(80)吴农祥说：“公绝句都自撰句格，学之必无光彩，或偶寄兴可也。”(81)潘承松更进一步解释其中道理，道是：“绝句以龙标、供奉为绝?{，少陵以古体行之，倔强直戆，不受束缚，固是独出一头，然含意未申之旨，渐以失矣。”(82)另一类则认为杜甫才有偏至，不擅长绝句，其绝句一体纯属失败之作。如王渔洋即认为杜甫诸体皆擅，独绝句稍绌；柴绍炳《唐诗辨》论唐代诗人兼才之?难，曾举“有大家而体不能兼者，如工部之不长於七绝”；(83)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说：“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称：“少陵绝句，《逢龟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为之说。”(84)玉书《常谈》也同意杜甫“绝句无可选取”的说法(85)；李少白《竹溪诗话》则强?{：“学古人之诗宜择其长及学而无弊者，即如子美诗虽无不佳，而绝句为其所短，专学杜绝者误矣。”(86)看来清代诗论家在否认杜甫绝句的艺术水准和价值一点上，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很少见肯定杜甫绝句的说法。田雯《丰原客亭诗序》是难得的?一个例子：“少陵之诗于晚节尤细，似非?{依才气之所为。而其中夭矫挺拔，沉郁瑰奇之观，非易测识。乐府变而又变，截句不屑苟同，何其豪也！”(87)在他看来，杜甫绝句之异於众人，是出於自辟蹊径、不欲苟同的志向。但问题是人们评价艺术，不是看动机而总是看实际成就。黄子云《?野鸿诗的》称“少陵七绝实从《三百篇》而来，高?{王、李诸公多矣”(88)，恐怕是很难为诗家认同的。当代研究者从影响的角度看杜甫绝句，认为“盛唐绝句翻到杜甫这一页，从内容、风格、手法到音响全都变了。唐绝句的门庑从此更大，中晚唐的别派由此而开。议论风生，刻画入微，都从这裏渐?启。沾溉及于宋人，影响可谓深远”(89)，乃是回避了正面评论杜甫绝句的实际成就。就我所见，历来对杜甫的非议最多的是集矢於他的诗歌语言，这大概也是所有批评意见中最无可争议的。王世贞曾比较李杜两家的语言，说“太白不成语者少，老杜不成语者多，如‘无食无儿’、‘举家闻若欬’之类”，大概是符合事实的。但随即又各打二十大板，说“凡看二公诗，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为之护。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90)，则明显对李白有点不公平。太白虽兴至神王，也难免有不加检束、泥沙俱下的情形，但诗中只有率尔所成、意思重复的句子，却少有写得拙劣不成语的。实际上，后来的批评家又不断指出杜甫诗歌语言存在的各种毛病。如胡应麟《诗薮》云：“杜语太拙太粗者，人所共知。然亦有太巧类初唐者，若‘委波金不定，照席绮逾依’之类；亦有太纤近晚唐者，‘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之类。”(91)又云：“杜《题桃树》等篇，往往不可解，然人多知之，不足误后生。惟中有太板者，如‘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之类；有太凡者，‘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之类。若以其易而学之，为患斯大，不得不拈出也。”(92)冯时可《雨航杂录》认为杜甫诗歌言语还稍欠雅致，说：“(司马)迁有繁词，(杜)甫有累句，不害其为大家。迁剪其繁则经矣，甫加以穆则雅矣。”许学夷也曾指摘杜诗累句，并论宋人学杜之弊：如“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等句，未可为法。至“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闻道南行市骏马，不限匹数军中须”、“麟角凤嘴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则断乎为累语矣。今人於工者既不能晓，於拙者又不敢言，乌在其能读杜也？后梅圣俞、黄鲁直太半学杜累句，可谓嗜痂之癖。(93)就连他目为唐人七律第一的《登高》，也遗憾“但第七句即杜体亦不免为累句”。(94)这裏的批评主要还是著眼于对后生的影响，不是对杜诗的绝对否定。而另一处就出现了对杜甫诗歌语言的绝对批评：“唐人诗惟杜甫最难学，而亦最难选。子美律诗，五言多晦语、僻语，七言多稚语、累语，今例以子美之诗而不敢议，又或於晦、僻、稚、累者反多录之，则诗道之大厄也。”(95)他说晦、僻者不能尽摘，而於稚、累者略举了二十几句：如“西望瑶池降王母”、“柴门不正逐江开”、“三顾频烦天下计”、“风飘律吕相和切”、“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等句，皆稚语也。如“艰难苦恨繁霜鬓”、“昼漏稀闻高阁报”、“恒饥稚子色凄凉”、“志决身歼军务劳”、“宠光蕙叶与多碧”、“太向交游万事慵”、“总戎楚蜀应全未，方?{曹刘不啻过”、“不为困穷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等句，皆累语也。许氏所举的诗例，固然多与其他批评家的意见重合，但其中不乏历来传诵的名句，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批评恐怕未必都能得到认可，褒贬之间足见古今人们的趣味存在很大的差异。清代学术风气浓厚，士人多熟读古书，博学工文辞，对辞藻琢磨讲究更细，因而对杜诗语言不满的人也更多。柴绍炳《唐诗辨》曾指出：“有盖代宗工而未免流弊者，如杜陵粗率之句实开宋门”。(96)施闰章《蠖斋诗话》、汪师韩《诗学纂闻》连篇累牍摘杜病句，为人们所熟知。叶燮《原诗》代人立论，假设有人挑剔杜甫语句的毛病，换个角度看也就是当时诗家的一般看法吧？七律是杜甫独擅的体裁，夙以浑整精工称之，但偏偏他七律的语言屡遭哂笑。除了前文引录的柴绍炳《杜工部七言律说》外，方元鲲《七律指南》本以杜甫为宗，分杜诗为二体，以后代作者分隶之，书中竟也对杜甫颇多指斥。开卷评《诸将五首》其一“现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云“殷字韵欠稳，此句究觉凑泊”，评其二“韩国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云“汉旌不当云拔”。《咏怀古迹》五首仅录二首，但评咏明妃“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云“黄昏以虚对实，向字觉无著落。六句虽以月夜魂救转，然终是趁韵之病”。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云“起句拙直”，评《阁夜》“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尘漫寂寥”云“结句意晦，且以跃马代公孙，与卧龙连用亦未安”。评《登高》云“五六意已尽，结句未免支撑”，评《九日?{田崔氏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云“冠帽字犯复”。评《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何人错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云“结意不明晰，亦拙”。乙编卷一评《拨闷》“当令美味入吾唇”云“八句太俗”。最严厉?的是评《咏怀古迹》诸葛一首：“起句犷，次句肃字凑，四句殊鹘突，亦费解，结句甚拙。”既然通篇是病，还选它作甚？真让人费解。这都是杜甫脍炙人口的名篇啊，犹然如此指摘，其他篇章真不知道他会怎麽批抹。对类似的指摘我们要仔细推敲，不可轻从。杜甫诗歌语言的粗鄙和拙率在清代已成为众所公认的缺点，论者纷纭。即便是极力推崇杜甫的马星翼，也不能不承认“其中粗鄙之句亦诚不免”，他举“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为例，“此率句也，非子美为之，鲜不为之喷饭”。(97)陈仅《竹林答问》曾从句法的角度论杜甫造句的鄙拙：杜诗五律句法，亦有不可学者，如“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身无却老壮，迹有但鸡栖”、“宿雁行犹去，丛花笑不来”、“羁栖愁裏见，二十四回明”、“日兼春有暮，愁与醉无醒”等句，流弊滋多，不可不慎。至诗中有极不成句语，如“下水不劳牵”，此语与“逆风必不得张帆”何异？题云不揆鄙拙，诚然。(98)欧阳辂评杜诗也指出其语言方面的种种问题：“《哀王孙》‘慎勿’一语殊凑。‘吾甥李潮下笔亲’，亲字强押。‘为君酤酒满眼酣’二语，不过勉强结局而已。《可叹》篇自‘王孙’以下，似夹杂不成文理。《洗兵马》篇语多混造，音节则初唐之习，靡懦可厌。‘整顿乾坤济时了’及‘后汉今周喜再昌’成何语耶？集中此等不可胜数，鹘突看过，则受古人欺矣。”(99)他还列举“杜集中极可笑句，‘石出侧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丛菊两开他日泪’，‘锦江春色来天地’，‘三寸黄柑犹自青’等语，真此公累句。至‘倒流三?{’、‘横扫千人’尤为丑态，工部亦偶有之，世人奉为圭臬，可怪也。”这都是从绝对的立场来批评杜诗语言的，还有论者从相对的立场、从体制来谈杜甫的语言。如谢鸣盛《范金诗话》云：“论诗必先论体格，犹剧场之有生旦丑净。以生旦而杂唱?丑净腔?{，亦将以其名子弟而赞赏乎？”他认为，从体制来看杜甫五古的语言，只有《新婚别》《无家别》自是乐府一派，《梦李白二首》呜咽顿挫，不离正始，是其压卷之作。“其他纯以七古笔法出之，气粗句硬，且无论其章之过於驰骋，即句法如《赠韦?左丞丈》‘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数语，《九成宫》‘荒哉隋家帝，制此金颓朽。向使国不亡，焉为巨唐有？’《奉先县咏怀》‘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慈恩寺塔》‘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及‘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粗陋已甚。如此类者皆出选本，为世所佩诵，其全集尚多卤莽。若必以圣不敢议，则五古之道岂不因之而亡？是又岂为浣知己耶？”(100)谢氏将杜甫的五古与李白相比，认为“其歧正有截然不可讳者”，则他也是批评史上不多的扬李抑杜的诗论家之一。五、对具体作品的批评杜甫既被尊为诗圣，杜诗无人不读，其具体作品的缺陷也逃不脱历代读者和批评家如篦的目光。实际上，早在杜诗被经典化之前，就有批评家以客观的眼光发现某些作品的结构毛病。比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曾论及《八哀诗》的缺陷：“《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此乃揣骨听声耳。其病盖伤於多也。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余尝痛刊去，仅取其半方尽善。”(101)后来刘克庄颇赞同他的意见，说《八哀》“如郑虔之类，非无可说，但每篇多芜词累句，或为韵韵所拘，殊欠条鬯，不如《饮中八仙》之警策。盖《八仙》篇，每人只三二句，《八哀诗》或累押二三十韵，以此知繁不如简，大手笔亦然”。(102)宋以后对这组诗的批评一直不绝，但都语焉不详，直到王渔洋《居易录》才有细致的论析：杜甫《八哀诗》钝滞冗长，绝少剪裁，而前辈多推之。崔鷃至谓可表裏雅颂，过矣。试摘其累句，如《汝阳王》云“爱其谨洁极”，“上又回翠麐”，“天笑不为新”，“手自与金银”，“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盼睐已皆虚，跋涉曾不泥”，“众归周济美，摆落多藏秽”，“是非张相国，相扼一危脆”；《苏源明》云“秘书茂松意，溟涨本末浅”(《文苑英华》本异，亦不可晓)；《郑虔》云“地崇士大夫，况乃气精爽”，“方朔谐太枉”，“寡鹤误一响”；《张公九龄》云：“骨惊畏曩哲，鬒变负人境”，“讽咏在务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未缺只字惊”云云，率不可晓。披沙拣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为群瞽语白黑也。(103)在他看来，这组诗的毛病非仅篇章结构“钝滞冗长，绝少剪裁”，措辞造句也有不小的问题，有些句子明显意思含混，不知所云。后来施补华《岘佣说诗》说“《八哀》诗洋洋大篇，然中多拙滞之语，盖极意经营而失之者也”(104)，可以说是总结性的论断。今就渔洋所举各例来看，历来诗家的批评绝非厚诬老杜。自宋代以降，学诗通常由杜集入门，读之既深，遂多褒贬。故历代笔记、诗话中最常见的就是有关杜甫诗作的评议，其中负面评论也在在可见。何逊《入西塞诗》“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一联，被杜诗脱化为“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蔡绦《西清诗话》许以“虽因旧而益妍，类獭脑补痕”。明代陈锡路很不以为然，说此论不得为知言，“只易四字，人工损其天质矣”(105)。王渔洋《居易录》更认为何逊诗被杜甫改得伧气(106)。他指点郎廷槐作诗，特别强?{不可得粗字、纤字、俗字，又举杜甫“红绽雨肥梅”为例，说“一句便有二字纤俗，不可以其大家而概法之”。(107)清人诗话、笔记对杜甫作品的非议涉及面最广，其中当然多针对平庸之作，如《牵牛织女》，施补华说《岘佣说诗》：“诗陈戒游女?，语多迂腐，佻薄非诗，迂腐亦非诗也。”(108)但也有一部分名篇遭受恶评，如《江上值水如海势》，申涵光《说杜》谓“与题无涉，此老无故作矜夸语，抑又陋矣”(109)。最不可思议的是《秋兴八首》竟也不能幸免。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率先发难，诟疵这组作品。袁枚《随园诗话》继之，说：“余雅不喜杜少陵《秋兴》八首，而世间耳食者，往往赞叹，奉为标准。不知少陵海涵地负之才，其佳处未易窥测。此八首，不过一时兴到语耳，非其至者也。如曰‘一系’，曰‘两开’，曰‘还泛泛’，曰‘故飞飞’，习气太重，毫无意义。”(110)黄培芳《香石诗话》责“其持论似甚浅率”(111)，书中又载谭敬昭嫌“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一联“虚、实二字用得太板”，黄培芳说：“实历其境，故曰实下；虚拟其境，故曰虚随。”杜句本来就不灵巧，如此笨拙的解释，更不足以为之辩护。他还奇怪，“《秋兴》何多招人议邪？”这实在是难以幸免的。我所见清代文献中，批评杜甫诗作较集中的著作，除以上所举之外，还有这样一些。毛先舒《诗辩坻》持论多亢爽不群，论杜甫也颇严厉，批评《早朝宫》“音节过厉，‘仙桃’、‘珠玉’近俚，结使事亦粘带”，置於四人唱和之末，倒也罢了。对名作《咏怀古迹五首》“诸葛大名垂宇宙”一篇，也评为“通章草草。伯仲二语摛词中作史论，殊伤渊雅”(112)，就未免失之苛刻了。他还说《九日?{田崔氏庄》“‘羞将短发还吹帽’一句，翻案意足；而‘笑倩旁人为正冠’，赘景乏味。或当时即事语耶？”(113)嘉庆间刘浚《杜诗集评》所辑均为清代前期诸家评语，其间殊多指责。卷十四《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李因笃曰：?“篇中除苏张单字外，凡用十二人名，亦一病。”《题郑十八著作丈》李因笃曰：“四用人名，皆在首二字，亦病。”《柳司马至》申涵光曰：“地名八见，亦是一病。”凡通行选本见遗之作，多遭批抹，而五古一体尤甚。卷二《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吴农祥曰：“‘万里’下颇杂遝无伦次。”(114)卷四《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吴农祥曰：“全首杂遢，意又不贯串。”此外更有李因笃、王西樵、王渔洋兄弟批抹，几至体无完肤。黄子云平生于杜诗用功极深，所见也真切。所著《野鸿诗的》独到地指出“少陵早年所作，瑕疵亦不少”，如：《题张氏隐居》云“春山无伴独相求”，既云无伴，何又云独？且“伐木丁丁山更幽”句亦弱；“不贪”二语，未免客气，又不融洽；落下二句，无聊甚矣。《早朝》云“诗成珠玉在挥毫”，凑泊不堪；“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於今有凤毛”，乃酬应套语。《送张翰林南海勒碑》云“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不知沧海使，天遣几时回？”“野馆”二句，状景纤细，题与诗俱不称，又不切南海，思亦未甚出新。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不须闻此意恻怆，生前相遇且衔杯”，开宋人迂腐气矣。盖公於是时学力犹未醇。至入蜀后，方臻圣域。(115)纪晓岚作为《四库全书》总纂，虽然在提要的评价维持了正统的尊杜观，但自己批方回《瀛奎律髓》，对所收的杜诗却没少诋斥。卷十七《江雨有怀郑典设》评：“拗而不健，但觉庸遝。老杜亦有不得手诗，勿一例循声赞颂。”又说：“五句太支凑，末句亦不成语。”(116)纪晓岚擅长试帖，持论精严，杜诗的细节毛病当然是逃不过他的法眼的。晚清名诗人王闓运的《湘绮楼说诗》，也对杜诗有所批评。卷一《晓发公安》评：“‘北城击柝复欲罢，东方明星亦不迟。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出门转眄已陈迹，药饵扶吾随所之。’此首删去六七，作三韵尤佳。《又呈吴郎》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即妨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徵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叫化腔。亦创格，不害为切至，然卑之甚。”又云：“《野人送朱樱》云‘忆昨赐沾门下省，退出擎出大明宫’，此杜诗惯技，每以此出新奇。余选唐诗初不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论及杜甫诗作，也没什麽好评。有云：“杜诗《饮中八仙歌》、前后《苦寒行》皆下劣之作，虽脍炙人口，不值一哂。《同谷七歌》及《八哀诗》亦非高唱。《秋兴八首》瑕多於瑜，内唯‘闻道长安似弈棋’及‘蓬莱宫阙对南山’两首可称完美。‘昆明池水汉时功’上半首格韵俱高，下半未免不称；且此诗命意亦不可解。其余若‘丛菊’一联、‘信宿’一联及‘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皆轻滑，不似大家语。‘香稻’一联浅识者以为语妙，实则毫无意理，徒见丑拙耳。《咏怀古迹》第五首：‘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一律字字笨滞，中四语尤入魔障。《万丈潭》云‘孤韵到来深，飞鸟不在外’，《题画枫》起语云‘堂上不合生枫树’，皆此老心思极拙处也。”这裏提到大多是杜集中名篇，却全出以不屑之语，挞之不遗余力，然而他的说法却似乎颇得诗家首肯，赵元礼即曾在诗话中称引其说。(117)最后还必须提到钱振鍠的《星影楼壬辰以前存稿•诗说》，这部作者17岁之前的少作充斥著少年才子目空一切、轻薄为文的狂言，对杜甫的鄙斥是其中尤甚的部分。论及煌煌大篇《北征》，是这麽说的：“《北征》诗竭韵支句甚多，中间写景一段尽可删去；又载家常细务一段，如‘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及‘瘦妻面复光’以下数语，成何诗耶？”如果说少年不识人生艰难，尚属情有可原，那麽对《秋兴八首》的见地就不能不说是不识好歹了。袁子才对这组作品也无好评，但还讳言杜老佳处不在此。钱才子则强言老杜佳处未必不在此，盖粗硬多疵原是杜诗本色，更引出祝枝山斥杜诗“以村野为苍古，椎鲁为典雅，粗犷为豪雄”之语，说“语虽未必尽然，然开辟以来杜诗不可无此人一骂”，未免佻达太甚。使老杜九泉有知，更要作“不觉前贤畏后生”的慨叹了。看来，即便古有“诗圣”之尊，今有“集大成”之目，杜甫被经典化的过程也不是那麽一帆风顺、人无间言的。那麽多诗家所发的诸多贬斥议论，排除嫉妒心之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确实存在著非常明显的缺陷。无论是藉贬杜出风头的轻薄才人，还是沉潜有得的诗学专家，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上文列举的以及个人阅读未逮的古代批评文献，都提出一个强烈的质问：杜甫的才华和成就果真与他的盛名和地位相符麽？杜甫真是一个伟大诗人吗？在今天这已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以前确曾是个问题。尤其是在习惯於维护正统、排斥异端的封建社会，人们不敢公然挑战杜甫的神圣地位，就只能以挑剔其诗作的拙累和粗疏之处，来间接地表达对“诗圣”的质疑。这部分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它不仅让我们看到杜诗经典化过程的复杂性，同时也提醒我们研究杜诗时要避免被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左右，看不到杜诗艺术方面的弱点和缺陷。